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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恩来到上海后，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老朋友几乎天天来周公馆叙谈。
在客厅里，大家不分彼此，没有拘束地围着坐成一圈。
见人到得差不多了，周恩来就依在梅园新村的惯例让外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评报”。
所谓“评报”，当然不是简单地读报纸，而是围绕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事边说边议地读报，读的报纸也多是外国英文报刊。这是因为，在国民党对新闻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只有国外的媒体报道还算客观一些。读报时，写消息的记者是谁，读报入都要给一一介绍清楚。有时，连当时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恩来也要求介绍清楚。
评报是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及朋友们思想交流的好形式。当国共在某地激战时，有时有人就劝共产党干脆主动“放弃”。当共产党主动放弃某地时，也有人以为共产党军队顶不住了。甚至认为共产党军队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评报过程中，以讨论或辩论的形式使他们得到了提高和解决。
及时了解掌握、归纳国外，尤其是美国、苏联舆论的动向，这些是外事委对外联络组的一项重要任务。
南京局外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为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为副书记。
在上海，这项具体工作由乔冠华、龚澎、陈家康负责。
今天，他们安排外事联络组年轻的于土担任评报任务。
于土捧来了当天的各种英文报纸，按照陈家康、龚澎勾出重点，一条一条地给讲评。他知道，周恩来特别重视中外媒介对中共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以及对共产党政策的反应、评论非常在意，因而在当场翻译时，有意在读到这部分时语速放得很慢，以便周恩来和来访的客人听清楚。
外国记者在英文报纸上，常喜欢特别说明那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所说”，周恩来也特别留意这些报道。
当周恩来听到于土读到他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的一段话时，立即说：“停、停，‘即使中共失去了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它铁路沿线城市，中共也决不会向国民党屈服’，这里，他丢掉了‘重要’两个字。”他又说：“丢掉了‘重要’二字，意思就不一样了。”
沈钧儒与郭沫若相视打趣地说：“重要二字就像沫若先生的诗眼呵！”
代表团同志都知道，虽然总体上说外国记者的报道比国内记者的报道要客观一些，但有的记者也明显带着政治倾向。因而，周恩来曾多次要求外事委的龚澎、陈家康等同志加强对外国记者报道的分析，尤其是他讲的那些话在哪家报道了，哪些话没有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了解清楚。
于土读到一篇关于周恩来批评美国援蒋内战政策时，周恩来插话说：“我曾多次向马歇尔说过，不能一边援助国民党，一边进行调停。”
“好像自6月调停以来，马歇尔越来越失去了公允的立场。”黄炎培从报导中也看出一些症结，他担忧地说。
“我看见，一列一列，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开过来了！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扑向中国内战的火焰！战火，越燃越烈，因为救火车喷出的不是急缺的水源，而是汽油！”郭沫若诗一样的语言，立即引起在座的各位，包括周公馆工作人员的叫好。
“看样子，美国的态度不转变，内战也不会停呵！”沈钧儒摇着纸扇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十分热烈。讨论中，民主人士大多是很有见解的，有时也认识不到一些问题，在辩论时，周公馆不少年轻的工作人员对此很是气愤。但周恩来却心平气和地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又回头教育周公馆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在上海，宋庆龄与周恩来曾多次会面，亲切晤谈。宋庆龄也亲临周公馆与周恩来会晤。经宋庆龄的牵针引线，周恩来、邓颖超还在周公馆宴请美国援华会普莱士女士及美国联合救济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教会救济委员会的人士。
一天上午，周公馆的门前，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仗的约40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觉惊异！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原来，他是应周恩来之邀，来参加文艺界人士座谈会的。
周恩来在周公馆多次举行过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郭沫若是有会必到，周公馆的常客。他身手矫健地一下纵身跳过了园子里的积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临近9时，刘厚生、黄佐临、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巴金、郑振铎、唐弢、柯灵、金焰、赵丹，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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