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当时闻名上海的50多位作家、文艺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等都来了。
周恩来一向重视文化界的工作，他对于经历了长年流离生活之后，返回上海的文艺界进步人士十分关心。曾专门指示文艺界的地下工作者于伶、刘厚生和周公馆工作的同志，要从思想上、艺术上，包括生活上帮助戏曲、文化演艺界的艺人和朋友。
针对一些年轻同志不太理解党对文艺界人士的政策，周恩来说：上海是个大码头，眼光应该放大一些。针对周公馆有同志对周信芳的言行看不惯，他又说：周信芳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于与日军周旋，很了不起，应该去拜访。
一次，周恩来应邀观看了袁雪芬主演的一场地方戏后，看到剧场观众热烈，又听说袁雪芬组建的雪声剧团要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搬上越剧舞台时，他又对同去的于伶说：“上海的绍兴戏很有群众基础，袁雪芬这些小姐妹也应该去结识。”特意嘱咐她们：你们应该好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绍兴戏，却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那么大，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人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拥有观众，这就是力量，但不能性急，要从全局考虑，抓住重点。如果我们不去关心，就会被敌人所利用。
今天的座谈会在周公馆的一楼会议室进行。
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致词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文化界、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光临！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抗日救国，各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抗战胜利一年多来，进步文化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发挥了作用，这些成绩是文艺界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也十分理解各位朋友对严峻的内战形势的焦虑与不安。
针对大家对内战形势的担忧，周恩来简单扼要地说明了时局的发展，他说：郭沫若先生曾形象地说，谈判的进程尤如离开了轨道的列车，出轨了，就要设法将他搬上轨道。搬上轨道，是需要大家的力量的。在谈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时，周恩来说：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人民，就一定能扎住根。一定有光明的前途。
周信芳、黄佐临等人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感到民主无望，前景暗淡，流露出打算出洋或去香港，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前程的展望，增强了信心，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决定留在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
周恩来希望大家，一定要加强团结，坚持进步，为争取明天的胜利多做些工作。最后，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作无谓的牺牲。
院外，密切注视周公馆一举一动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站，见周公馆来了这么多知名人士，一会儿都不敢放松地走来走去，似乎想从院内的笑谈声中，得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蛛丝马迹。
屋内大家像老朋友一样，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激烈地争论。直到天色很晚，大家还久久不愿离去。
座谈会快结束时，周恩来一再叮咛参加会议的人员分头离开，以免被特务盯梢，引起麻烦。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召集华岗、章汉夫、陈家康等人研究南京传来的有关谈判情况和延安发来的电报指示。
代表团其他工作人中都有明确的分工，惟独周恩来完全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除了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外，什么都得管。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
凌晨一点，陈家康匆匆敲开于土的宿舍，带着歉意地说：“周副主席请你立即整理一份关于美军在华部队的分布、大致人数以及美国援华物资情况给他。”
于土整理好材料，已经凌晨4点了。
他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轻手轻脚的下到一楼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苦了一整天的周恩来还坐在桌前，戴着眼镜，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周恩来固然健壮，可人不是机器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下的日日夜夜，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总是工作到翌日清晨4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7时左右就又起来，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难怪邓颖超在上海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