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冲突的兴趣，并增进它希望美国可能会因这些事态而退出中国。苏联对中国的政治扩张会将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最重要的是：美国要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同时美国要坚持它的政治目标，即造成一个统一的中国，走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实现停战。因而，我们需要按照近来的发展，重新考察和修改达到直接目标的策略。”
司徒雷登不禁从心里赞赏起马歇尔真的不愧是二战的优秀军事指挥家，自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战略思考的。他频频点头，没有插话，怕打乱马歇尔的思索。
马歇尔又说：“如果美国撤消对其所承认的中国政府的援助，采取一项通常所说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不给予这个政府以全力支持，以及必需的物资武力解决共产党，可能同样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将歧视拥有中国大部地区的政府，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如果这样，同样将歧视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一定阶段，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苏联为推进其利益而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最终有可能导致美苏两国之间的严重冲突。”
马歇尔滔滔不绝地发表着他的高见，傅泾波迅速地记录。9月6日，这封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名义，送交美国国务院并标有“绝密”字样的“政策备忘录（草案）”文件飞往了华盛顿。
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政策是，有条件地支持国民政府，运用这种支持作为影响中央政府在整个政治局势中作出某些合理妥协的惟一杠杆。在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委员长我行我素和有效控制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对那些会鼓励他认为他可以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援助，必须加以抑制。……美国的目标必须是，使委员长相信，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与1945年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相比较，这个新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基本点没有任何变化。首先，都是从战后全球战略，特别是对苏战略出发，考虑中国问题的；其次，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未变，都把支持蒋介石政府作为扶助对象。新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在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上，丰富了对华政策的原则，改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为“有条件”地援助；而“有条件”的援助，只是为了使他认识到“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以这个缺乏理论根据的对华政策来调解国共和谈，是注定要失败的，也注定了马歇尔的所谓“公正调处”是不公正的。
9月3日下午，周恩来由上海飞返南京后，在梅园新村接待了蒋介石指定的非正式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张厉生，就非正式小组会议和改组政府问题进行商谈。
周恩来与吴铁城、张厉生是谈判的老对手了，他与张厉生还是天津南开学校的老同学。
张厉生1900出生，字少武，河北乐亭人。191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20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到达法国，后考入巴黎大学。1923年在巴黎加入国民党。其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李富春等80余名旅欧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旅欧的国民党组织。1924年国民党巴黎分部成立，在选举执行委员时，张厉生与周恩来等人同时当选，李富春当选为监察委员。这时，年轻气盛的张厉生已经常和同样年轻的周恩来、李富春发生争执。他极端仇视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共产党的渗透阴谋，污蔑共产党是“靠着国民党帮他革命，大功告成，就要鹊巢鸠占，杀孙中山来祭红旗”，气焰十分嚣张。
1925年夏，张厉生回国，先在上海大学任教，后结识陈果夫得其好感，任北伐军第十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张有在法国巴黎的反共经历，加之邵元冲、陈果夫的推荐，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1929年3月，张厉生由“中央指派”出席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央组织部秘书，成为CC派重要成员。1932年，张厉生在任“委员长行营驻北平军事代表”期间，成功地游说华北各非蒋嫡系的军事长官商震、宋哲元、秦德纯、庞炳勋、高桂滋等诸将军“拥护中央，服从领袖”，统一华北党务，深得老蒋的欢心，从而进入国民党的中枢机构。抗战胜利后，张厉生任行政院内政部长，蒋介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后，主持国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并兼任国民大会代表总事务所副主任委员。
吴铁城1888生，他原籍广东香山，早年在九江教会学校读书，1909年参加同盟会，是中华革命党首批党员，后亡命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后弃明投暗，破坏工运，参与谋害廖仲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投入蒋介石怀抱，力促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皇姑屯事件后，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出使东北，游说张“少帅”，促其东北易帜，这是他人生中最精彩最为得意的杰作，也因此而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1939年，吴铁城奔赴重庆，受蒋介石密令，主持港澳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后任国民党海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