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南北和谈时任南方代表。1927年后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1945年，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疯狂抢夺胜利成果，面对突然降临的胜利，蒋介石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作为幕僚的吴鼎昌向蒋介石献计献策：邀请中共毛泽东来重庆“共商国是”。自以为聪明的吴鼎昌认为毛泽东不会也不敢到重庆来谈判。毛泽东不去，蒋介石就可以抓住把柄渲染共产党没有和平谈判的意愿。毛泽东即使去了，蒋介石也可以利用和平谈判，以国民党的势力逼其就范。吴鼎昌的“锦囊妙计”正中蒋介石下怀，蒋介石马上接受了，令吴鼎昌起草了一个“寒电”立即发往延安。谁料毛泽东以凛然正气，毅然决然地飞抵重庆参加了重庆和谈。使国民党措手不及，一切方案都由中共方面提出。
“蒋委员长到！”侍从官一声传话。
吴鼎昌忙不迭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来个原地立定。一蒋介石满脸怨气地走进会客厅。
周恩来正要起身让座，蒋介石摆摆手说：“都是老熟人了，不用客气，”坐下来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谈判已有时日，昨天余与马歇尔特使谈过，只要你们作点让步，天下就太平了。”他又重弹起昨天与马歇尔说过的老调，“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意见呵？”
战后，美苏关系的恶化也给了蒋介石有可趁之机。由于美苏在东欧、中亚存在的一系列利害冲突，到这时简直达到冰点。
对美、苏大战朝祈暮祷的蒋介石以为是自己的诚意感动了上帝，新的世界大战就要降临。他清楚地知道，美苏关系与美蒋关系是成反比的。美苏关系越是恶化，美蒋关系就越强硬。因此，美苏交恶大大有益于蒋介石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也知道，杜鲁门、马歇尔从内心讲，并不喜欢他，很难相信他的政府能担当起稳定亚洲的角色。同时，他也坚定地相信，美国政府在支持他还是支持中共，没有历史的选择余地。这个时机，对于他来讲，是千载难逢的。美国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无法打大规模的内战，这是事实证明了的。
但是，也是在这里，蒋介石犯了一个难以饶恕的错误。他大大低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有25年的历史，已经从幼稚走上成熟，有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集体，有了人口和面积占全近四分之一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还有代表中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多数民主人士的支持。
周恩来说：“我的意见是尽快召开三人会议迅速把停战问题解决。”他说，现在有两个文件，也就是东北停止冲突和恢复交通的问题已经解决，小组和军调部美方代表的职权问题也解决了，余下的仅是整军问题和一些行政问题。我觉得，就停止冲突来说，以现有文件作保证，就可完全停止冲突。因行政问题牵涉到政治的部分，所以三人会议难于解决，依照政协原则可以召开政协会议，商讨改组政府问题。
从心底里不赞成由政协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的蒋介石说：“现在还是把未解决的先解决了，这样可以停止冲突，再协商召开国大、改组政府问题。”于是，他重复起昨天与马歇尔提出要中共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承德以南地区的话题。并指出：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
见周恩来笑着摇头要插话，他又以轻描淡写地语气劝周恩来，“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还有胶济线，你们如不让出，铁路则常遭到破坏，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也不安。”
周恩来说：在苏北我们只有两个师，淮安以南没有，而在过去与政府谈军队整编时，政府承认在第一期时留一个军，第二期时留两个师。胶济线，我们也承认我方可不驻兵，而政府却有三个师。热河，我们已经承认承德以南不驻，仅承德、张垣二地驻兵。河北，中共也只有一个师在邯郸，政府有两个军或更多的兵力。这证明政府并不受威胁。安东问题我已和马歇尔将军说过了，可用别的办法来解决，正在商讨中。
蒋介石又提出了所谓“苏北难民问题”，他说：“你们在苏北搞土改，有500万难民由你们控制的地区进入政府地区，他们要求还乡。”又危言耸听地说：最近几万名苏北难民包围南京、镇江政府，找政府讨回家园，要饭吃，这个问题非你们让步，否则解决不了问题！
周恩来说：这些“难民”不能代表解放区广大人民。如果国民党军队回到那个地区，难民比现在多得多。大量难民也会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但是，共产党欢迎他们回去，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
蒋介石说：“如果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
周恩来针锋相对反驳道：苏北行政问题关系到二千多万人口，我方在该地做了六七年的工作，农村改革对极大多数人民有好处，只有少数人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