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小组在调查问题不统一时，由美方代表或由小组多数最后决定”的美方提案时，周恩来又强调指出：“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
5月14日，在周恩来、徐永昌、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三人会议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文件，重申了执行小组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但为了保证调查工作能迅速进行，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有权向军调部三委员和三人会议呈报。马歇尔又试图请民盟代表去劝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并解释说，我们美国人只求中国能够停止内战，并不要求有最后决定权，希望民盟理解。
6月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是蒋介石转移目标，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
民盟和第三方面人士也加入了“最后决定权”的问题的争论。他们多次在蓝家庄民盟办事处集会，研讨局势的发展，希望周恩来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作让步。在16日下午，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等民盟代表约好同时来到梅园新村与周恩来商谈。
梁漱溟首先就第三方面在京沪数次会商关于东北休战的意见，以及近日与政府参政会接触的情况作了介绍和说明，梁漱溟说：“第三方面希望一是国共双方达成的15天停战，变为永久停战；二、双方不要再备战；三、彻底实行宣传休战。双方都要有所克制，有所让步，以利实现国内和平。”并建议中共在“美方最后决定权”作些让步。
左舜生轻描淡写地说：“前两日孙科宴请第三方面代表时，曾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所谓‘最后决定’只是名誉上不大好听。”
周恩来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为什么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呢，难道美方是太上皇吗？更何况美方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又大量援助国民党，坚持美方决定权就会使美蒋联手压制中共的行动合法化，国民党便会乘整军之机将中共部队排除出大城市和铁路沿线，最后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给美方最后决定权呢！
“当务之急，是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呵！”沈钧儒说。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正在考虑打开僵局的办法，准备在执行部及执行小组的报告权、决定权、执行权问题，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方便。如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不必经国共双方同意，可以直接向上级作报告；美方代表可在该小组管辖区内，决定何时何地调查冲突情形；在双方军队冲突地区，可以命令双方军队立即停止冲突；对京、平的指令解释时，美方代表有解释权；对京、平指令不执行时，美方有权决定执行。但在重大问题上，“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
周恩来的言辞十分恳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以及丰富的谈判策略使我党的这一立场得到在场第三方面朋友多数的谅解。
6月18日晚上，三人小组在励志社复会。
国民党方面列席的有交通部长俞大维、国民政府参军翻译官皮中阙、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军令部第二处处长许朗轩等，中共方面列席的有临时来宁的北平军调执行部的滕代远和童陆生，以及美方若干人。
出席会议的各方代表鱼贯般地进入偌大的会议室，各自找到座位坐下来。
由于临时停电，10多盏汽油灯挂在会议室中央的屋顶，滋滋地响着。
周恩来没有主动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握手，表情严肃地坐在马歇尔旁边。
照例是马歇尔主持会议。他于咳了两声，并在会议开始前又说了几句国共双方有长期合作的历史，本人致力于中国的和平昌盛等闲话。
会谈很快转入“美方最后决定权”的争论。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仍然坚持在三人小组会议或各级军调部要协商14致的原则。况且，中共已就这个问题已有所让步，在5月14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三人会议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文件，赋予了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有权向军调部三委员和三人会议呈报。”军令部长徐永昌马上进行了反驳，并列举了从重庆谈判到前几天三人小组会，多次商谈没有结果的例子，说到激动处，他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战斗无法制止，谈判争来争去，都是因为三人小组任何提议都需三方同意才能执行之故。如果国共双方争论不休，战斗就永难制止，和平永远无望。所以，今后在国共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时，只有请盟国朋友美方代表仲裁！”周恩来听到这种强词夺理的谬论，指着挂在墙壁上的孙中山肖像，气愤地说：“徐部长，当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问你，我们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仲裁？”周恩来愈说愈激动也站起来，愤怒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如果中共方面提出来请苏联人仲裁，你觉着如何？如果那样做，则我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
周恩来声色俱厉，竟然使徐永昌、俞大维目瞪口呆，一时无言以对。
徐永昌显得极为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