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汪清是交通枢纽，军事重镇，你们军令部还搞不清楚？这样重要的位置能划归共军？！不行，立即给我重划，要记住：汪清、珲春两地决不能划归共军。”
今天讨论的这份驻军方案，就把划归共军的汪清从共军的驻防地区圈了过来。军令部的军官在私下也议论：“从地图看，汪清完全在共军驻地三面包围地带，在那里驻军还能不被消灭吗？”
徐永昌又报告了整个休战整军的时间表，提出东北共军的整军要两个月中完成，并撤离铁路沿线30公里以外。
马歇尔有些生气地说：“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东北共军的整军，两个月内不可能完成，更何况撤离铁路线。不要以为周恩来会遵照你们的计划行事。”
俞大维也认为此案条件过于苛求，很难获得马歇尔的同情，假如政府固执己见，马歇尔一旦停止援助，且命令在华美军退出，则东北政府军所需之枪械船舶均成问题。徐永昌也设想过，把中东路以北让给中共，可能更有利于政府军在东北的巩固和发展。军令部的多数参谋人员也认为，战后中国需要安定，如真能获得和平，中共在东北驻地不妨扩大，不如明确规定驻地，各自退入境内，不但冲突可以停止，交通也易于恢复。但是，战略家的意见往往得不到好战分子的重视。
徐永昌想了一下说：“根据委员长的训示，我们准备在下次商谈中再次提出，三人会议有争议和军调部各执行组执行过程中有争议时，请马帅——您及美军代表，给予仲裁。”
马歇尔听后，未置可否，没有表示其他意见。
围绕蒋介石6月4日提出的三方面的问题，周恩来与徐永昌、俞大维、马歇尔在励志社1号楼，进行了会上会下，连续几日的谈判。围绕“美方决定权”、路警建设、军队驻地等问题，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在周恩来的一再让步后，三人会议才于6月15日批准了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和派遣东北执行小组的工作计划。
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国民党在最后决定权、路警、军队驻地、兵力、省主席名额等5个问题上逼我让步。今后一周将是斗争最紧张的一周。鉴于目前形势，南京局决定疏散一批干部去刘伯承、邓小平处。同时，周恩来要求南京、上海的同志“坚守岗位，准备困斗”。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个别会商时，收到了蒋介石《关于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在这个所谓整军方案的补充方案中，节外生枝地规定：中共部队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华北地区减少2个师，分驻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等地；在东北只许驻3个师，并限定为齐齐哈尔、海兰泡、延吉等3地。
整个方案，充满杀气。
周恩来当场愤慨地说：蒋介石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中共对此无考虑的可能。蒋真是逼人太甚，简直要使谈判不能进行下去。这个方案，我们不能接受。
可能是马歇尔这两天也为国共调停伤透脑筋，他面色冷冷地说：“中共对整军方案有什么好的建议？”
“如果蒋要我方减少东北、华北的驻军，我方理所当然地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华北的驻军和我军比例相等。华中、华南国民党军可以增加。至于，蒋介石要求我们退出大同、石家庄、新乡、济南等地，我要请示中央再定。”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补充方案，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反方案。
不用随同周恩来同去的章文晋翻译，马歇尔就已经知道周恩来讲的意思了。同时，他在参与讨论这个文稿时，就料到周恩来会反对的，他狡黠地说：“我只是三人小组会议的召集人。”言外之意是，方案的确定还要靠你们和国民党政府去商谈。
马歇尔说着又从写字台前取过一份文件，递给周恩来：“这是徐永昌让我转交给你们的备忘录。”
周恩来接过来，当着马歇尔的面打开来，草草浏览一遍，转交给章文晋。
真的应了南京的一句口头禅：哪壶（水）不开，提哪壶。原来，徐永昌的这份备忘录的中心意思恰好是“提议以最后决定权赋予马歇尔”。
“我提议，今晚召开三人小组会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马歇尔刚到中国时，摆出的是中间调解人的公正姿态，同意了周恩来提出“国、共、美三方一致”的原则，即在处理停战及各项有关重大事宜时，每方都拥有否定权。它使中共在马歇尔的调处活动中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也为防止国、美联合压共提供保障。提出给美方以“最后决定权”，不仅违反了当初由马歇尔同意并写入停战令中“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将造成美蒋联合压共的态势，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马歇尔在调处中的矛盾性，使他的调处是不可能公正的。这一点，周恩来早在4月28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就指出：“请制止执行小组中美方人员的不公正行为”。
5月12日，周恩来接到军调部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