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的抄报室一字排开。楼上是外事组、军事组、党派组、妇女组的办公室和电讯室。邱南章介绍说，17号楼南边小二楼，原是一块空地，先遣人员到南京后估计代表团抵宁后住不开，雇人自建的。楼上做工作人员的宿舍，楼下做饭厅兼大会议室，也可以做代表团举行较大规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好，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周恩来仔细察看了南楼的建筑，在饭厅打量了一番赞许地说。
接着，龙飞虎、邱南章又陪周恩来来到梅园新村17号楼对面，马路西侧的30号：“您和邓大姐就住在这里，机要人员住在假二层。”
30楼与17号楼一样，都是灰墙、红瓦、尖顶、悬空木地板，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30号是一个富有江南特色的小庭院，一幢假二层平房面对着大门，紧挨着传达室旁边，有一个小车库。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正房的小套间内，卧室摆不下两张大床，只好放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外加一个床头柜和一个五斗橱，连走路的空间都很有限。外面一小间靠窗面对面放两张办公桌，一个小书架和一张长沙发。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小会议室。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坐下办公时他们的椅子恰好分别靠到东墙和西墙。房间一条窄窄的通道，不到1米宽。机要人员住的假二层就更狭窄了，20多平米的两个小间内要住6个人，既睡觉又办公。屋顶开了一个老虎窗，不仅不通风，而且为了保密还在窗上加了两层窗帘。
邱南章见周恩来皱起眉头四处打量，知道他在关心董必武和廖承志两对夫妇的住处，连忙解释说：“这里太窄，我们已经与隔壁35号房东交涉，准备顶下后安排给董老和承志夫妇住。手续大约这两天能办好。”
在重庆时周恩来就要求先遣人员给廖承志和董必武安排在朝阳、光照充足一点的房间办公住宿。
董老是代表团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创始人之一，年龄在代表团中最大，夫妇二人还带有3个孩子。
廖承志也是1928年入党的著名革命家，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挚友、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独子。1928年时曾被中共中央派往德国柏林，并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1930年又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到荷兰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作，建立中国海员总工会西欧分会，先后领导了荷兰、德国中国海员的罢工斗争。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央党团书记。1933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抗战爆发后，随周恩来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工作，后又被派到香港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由于他长期在海外和国统区工作，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关入集中营，经多方营救方获得自由。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在他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时曾也被张国焘逮捕关押，并“开除党籍”。由于他参加革命至1946年的十几年里，颠沛流离，约1/3的日子在监狱里渡过，因而体质虚弱。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委副书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发言人。
“是呵，这里太拥挤了一点，35号能顶下来最好，”周恩来转过身来对廖承志说：“这几天你和普椿同志先克服一下困难吧。挤一点，睡的安稳。”说完这话，他先笑了起来。
“总比住集中营强多了！”廖承志笑着说。
当这一切检查安排妥当之后，周恩来才进到他的办公室，细细思考马上要办的几件事情。
晚上7时许，记者招待会在17号院南楼一层的会议厅举行。
国共双方的停战谈判，是全国各界乃至全世界所关注的大事，当然也是记者们追逐的新闻热点。听说刚到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有记者招待会，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不但很快就来了，而且到的格外多，把会议厅挤得满满当当。周恩来看了看，有的是熟人，有的则是第一次见面，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一一握手，表示热情欢迎。
“各位女士、记者先生们！”周恩来开门见山的说：我首先要告诉诸位的是，中原地区的我军，正在被政府军四面围困。包围我中原军区的11个军中，仅有1个军驻在较远的地方，即河南的西南部，其它的10个军都驻在中原军区的周围。这就是这个地区总的形势。
周恩来一面在地图上比划，一面解释说：政府军在这些地区频繁的集结、调动，例如，第72军集中2个师在麻城附近，第80军集中部队在河口附近，并已发生了一些冲突。这在美方代表的报告中，已得到证实。我们知道，驻守北边一点是政府军第72师第50师，这些部队也在集中。至于铁路沿线的其它地区，我们也发现有部队在集中，如第71军第6师正在向汉口调动。
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发现确有部队在调动、集中”，是因为停战协定明确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例外。”
周恩来又把他在重庆会晤三人会议国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将军，并致电三人会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