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第5师野战部队与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安排，为粉碎国民党利用国共谈判之机，向华北、东北大举进攻的战略企图，中原军区按照中央的要求，一直顽强地在该地坚持斗争，6万多部队像钉子一样使国民党军动弹不得，牵制着国民党的大批部队。国民党陆续调集了10个整编师，约30万人，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重重包围了中原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在停战令颁布的3个月中，国民党军先后向中原军区发起了240多次进攻。如今，在国民党军的围攻蚕食下，中原解放区被缩小到只有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面积不及原来的1/10。中原军区在补给十分困难，缺衣少食严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
东北问题是停战谈判争论的又一焦点问题。
抗战胜利前，东北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救国。杨靖宇、赵一曼等抗日英雄的悲壮事迹，是人们耳闻熟详的抗日故事。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击溃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迅速收复了山海关、锦州、承德等地。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中共中央将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北撤的同时，从各解放区抽调了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的干部陆续进入东北，并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而国民党政府以“尚未接收主权”为名利用美国第七舰队将国民党精锐部队运抵东北，气势汹汹向解放区分路进攻。谈判桌上，国民党当局态度强硬，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马歇尔也提出由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的意见，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三人会议”形成僵持状态。
态度表明了，要求提出了，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全面内战可能随时爆发。因此，盘绕在周恩来脑海中的中原问题和东北问题，特别是中原军区6万将士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攻击，甚至覆灭，太危险了！
汽车从中山路拐进汉府街，穿过国府路在梅园新村17号缓缓停下。周恩来打住思绪，意识到驻地到了。
在重庆，他就知道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住处是梅园新村17号、30号。为保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顺利开展，1945年底周恩来就从重庆派出人员前往上海和南京，加强文化宣传工作，落实代表团返回南京办公用房。4月，又派出龙飞虎、邱南章、刘恕、祝华等人等到南京、上海，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办公用房。经与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的反复交涉，国民党政府最后才拨付了梅园新村17号、30号两幢房子。代表团工作人员又用现金买下了上海、南京《新华日报》办事处的房屋。
在中共代表团迁南京后，为保持重庆开展公开工作的需要，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留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负责同国民党当局联系，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4月22日，又正式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统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地下党的工作。为争取四川省委公开合法活动，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了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四川省委的成立，并介绍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新华日报》代社长傅钟与记者见面。
“这就是梅园新村，好美的名称！”周恩来走下汽车，使劲舒展了一下双臂，用目光打量着周围环境。苍劲挺拔的翠柏墨绿葱郁的葡萄藤蔓，在暮春的阳光里闪烁摇动。
负责打前站的龙飞虎、邱南章等迎上前去说：“这里的17号、30号都是我们的。”
周恩来点点头，敏锐的目光在旁边的楼房上扫来扫去。
“那幢两层的小楼是31号，”龙飞虎指着左手悄悄对周恩来说：“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站，29号住的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军统局副局长陈焯，紧挨旁边还有中统军统联合指挥所、青年党办事处等国民党特务的据点。”
正说着，一名呆在墙角的鞋匠端着破茶杯走进了31号。“肯定也是特务，”龙飞虎说：“他天天都在这里。”
“这是可以想象的，整天和魔鬼打交道就不用担心了！”周恩来不屑一顾地说：“记者招待会安排在哪儿开，中外记者通知到了吗？”
“昨天接到电报，我们就通知了南京的各大报馆和外国记者联络处，地点准备设在17号的会议厅，只是简陋了一点。”邱南章答道。“走，先去看一看。”周恩来虽然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但他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放心。这毕竟是代表团到南京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梅园新村17号是一幢二层坐西朝东的占地约100多平米的小楼，为代表团驻地。楼下的顶间为代表团的小会议室，旁边为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兼卧室，代表团新闻组和新华社南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