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体贴人。每天都是五更不到就起床，到河里去打鱼，天蒙蒙亮送到街上去卖，然后回家吃早饭。
胡月娥的婆家也是非常幸福的。公公婆婆都很扎实，婆婆帮儿子媳妇带孙子，公公开了个豆腐铺，打豆腐赚钱。二老膝下共有三个儿子，都已结婚成家。胡月娥的前夫是老大。老二是木匠，做家具和农具卖，一个水车就可以卖到两百元。老三在部队里当兵，是个连长。两个弟媳也都通情达理。
加林和红梅听得目瞪口呆。
这些都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他们只知道胡月娥的前夫患有精神病，经常打胡月娥。胡月娥被打怕了，就扔下家里的大人和小孩，一个人出外乞讨。到王李村时，在本家二爹的撮合下，被加林他爸收留。
王厚义和胡月娥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
“胡月娥前夫家还不知道她的下落，一直在到处找她。”白素珍神神秘秘地继续说，“我这次去她前夫前，把胡月娥的藏身之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准备近日去王李村扯皮。我到要看看，王厚义胡月娥这对非法同居的奸夫**如何应对！”
王加林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觉得母亲的这种做法不是很妥当，但又不好明说。他问母亲，这些天是在哪里度过的，在哪儿居住，吃饭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白素珍于是一五一十地谈起了她在孝天城、双峰镇告状和在王李村调查取证的情况。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加林和红梅听得身上寒毛直竖。
他们觉得白素珍太厉害了，几乎把孝天城所有的政法部门都搅得不得安宁，而且正值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
如果一个人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对公序良俗的认同和对风俗习惯的尊重，那是极其可怕的。在两个年轻人眼中，白素珍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说，为了自己出一口怨气，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及任何其他人的感受，不考虑身边所有人受到的伤害。这种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因为无知，才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碰壁。这起案子，如果全权委托给一个专业律师代理，绝对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更不会发生那么多荒诞不经、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白素珍说，拿到王李村党支部开的证明之后，她又去了双峰卫生院，找负责抢救她养母的医生了解情况，并让医生出了一份证明。
带着这两份证明，她再次找到双峰派出所。
派出所杨所长认真审查之后，认为证据比较充分，就把案子移交到了双峰法庭。
双峰法庭承诺会尽快开庭审理。
接下来，白素珍就去了孝天城，到法院询问房产纠纷案子的情况。
孝天法院还是那句话，让她先回河北保定，等候通知。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有摊出最后一张王牌。她拿着冯婷婷写的那封信，去找孝天市某副市长。
副市长和曹书记一样，答应去找法院院长，督促法院尽快审理。可是，当她再次去市法院时，民事审判庭苏庭长态度依然不买账。
苏庭长说，他已经收到了好几个领导批字的纸条，但不管托谁说情，案子还是得他来办理。他不办，你白素珍找再多的人，就算搬来天官，也没有用。
白素珍与苏庭长大吵了起来。
她不顾法院工作人员的阻拦，强行闯入市法院院长办公室。
法院院长对她相当冷淡，甚至态度生硬。
白素珍于是乘车到省城武汉，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高院接待甚为热情，对白素珍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但涉及到案子时，却说鞭长莫及。因为他们只受理重大的刑事案件，以及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民事和经济案件。
“这都是些什么当官的！”白素珍讲到这里，已经怒不可遏，“难怪人们说，宁可冤死人，也不找衙门。我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事实清清楚楚地摆着，要多好判，就有多好判。可他们就是拖，拖！不予审理！他们不知道，拖一天要耗费我多少钱。我已经花了四五百块钱了。我再也受不了这口窝囊气，我要采取行动！不闹出点儿事来，他们是不会理睬的。昨天，我给孝天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话当然是很不好听的。我说，我将去双峰镇王李村，住进那栋本来属于我的房子里，要她对我的人身安全负责。”
白素珍说，她准备到白沙铺找大货，让大货去召集二货和三货，伙同胡月娥前夫家的人，清明节期间到王李村大闹一场。把那栋“本来属于她的房屋”拆掉，用汽车把檩子、椽子和家具拖到牌坊中学来。
这样一闹，法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王加林听后，当然很不赞成。
说实话，他被父母闹怕了。想起父亲和母亲扭打成一团、哭天喊地、争吵叫骂的场面，他就不寒而栗。
小时候，加林是胆怯。一见到父母打起来，他就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手足无措。现在呢？主要是顾及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