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巴子翘得老高。
大货也觉得憋屈：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继承祖业。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凭什么回来挤占属于我的房子？
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着毛笔在家里的练习写字。箩筐上写着“白大货”，饭桌和椅子的背面写着“白大货”，扁担上写着“白大货”，水桶外面写着“白大货”。家里凡是能够写字的地方，他都写上自己的大名，以此宣誓“主权”。
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是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不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脚盆，准备给女儿加花洗澡时，发现脚盆底上也写有毛笔字，不是白大货的名字，而是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蹬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大货跳起来回敬道。
素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打了几个滚儿，很快就散了架。
姐弟俩自此变得如同仇人一般。同屋进出，却不理不睬。
正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铺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陕西的生活条件极差，总是吃不饱肚子，粮食贵如金子，有时一个馒头可以换一个老婆。
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诉说着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地摇着头，叹着气。
从孝感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了素珍的要求。
素珍又提出，自己必须带着女儿加花。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们却坚决不同意，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开什么玩笑！在陕西的原始森林里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花怎么办？
大货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思来想去，她觉得还是让加花回王李村比较妥当。那里有加林，有加花她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花还是姓王的骨肉。她在王李村生活，不会受歧视，不会被别人的欺负。
就这样，素珍带着加花回到王李村，还主动提出把加花的户口迁移到了王李村。然后，她一个人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考虑到白素珍是个女同志，又上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安排她在民兵师宣传科当广播员，兼做打字工作。
不用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素珍自然感到庆幸，可要做好播音和打字工作，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素珍都要认真地温习。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读，反复地念，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素珍从零起步，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基本熟悉了工作。无论是播音，还是打字，都干得象模象样，有声有色，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工作顺手之后，白素珍又开始思念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回家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林和加花来也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减轻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素珍就去买了铅笔、作业本、草稿纸和白木耳寄到王李村。领到第二个月工资，她又去买了毛笔、字贴和冰糖寄到王李村。冬天临近时，她还买了几斤毛线，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亲手织成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寄到了王李村……
每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除去交生产队的二十元副业款，剩下的十七块五，素珍基本上都花在了加花、加林和养母的身上。
“三线”工地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特别是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上山下山只能如螃蟹一般侧着身横向行进，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弄不好还会滚进深不见底的山谷。素珍不只一次眼见自己的战友，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她也曾滑倒过，有时得到战友的帮助，有时被参天的古树挡住，最终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并坚持到铁路建设完工。
陕西工程下马后，孝感民兵师又转移到了宜昌市，参与建设葛洲坝水电站工程项目。因为住在宜昌市，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比较方便，白素珍向领导申请，希望把女儿加花带在身边。
这一次得到了批准。
素珍真是欣喜若狂啊！她马上到附近的部队子弟学校联系，希望能让加花插班上学。一切安排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