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领袖则抱怨休闲革命使法国失去竞争力。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近年来，外资对法投资放缓，原因是一些公司选择将资金投放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必须为此承担部分责任。不错，法国的经历加剧了采取单边立场抵制全球化经济漫长工作时间文化的风险。
35小时工作制并没有成为所有劳动者的福音。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被削减，以抵消不断增长的商业成本。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常常都雇用不到足够的新员工，现有雇员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过去于等量的工作。蓝领工人则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合理，对超时工作的限制削减了他们的收入，很多人无权决定何时休假。对那些事实上想延长时间的工人而言，这一制度令人厌恶。
法国在35小时工作制理念上的投注非常之多，他们对时间本身的态度呈现出更急迫的特性。政府通过吹毛求疵的监察员强制实施35小时工作制，这些人下午六点后就到停车场数汽车或查找没有熄灯的办公室。员工喝咖啡或上厕所休息片刻都极可能招致雇主的不悦。现在，法国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员工能在下班时间准时离开。
新工作制有瑕疵，这点尽人皆知。2002年，法国新右翼政府放宽对加班加点的限定，从而迈出将35小时工作制恢复到标准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项具有标志性的民意测验显示，多于半数的法国公民认为法国应该恢复39小时工作制。36%的人希望这种改变是永恒的，18%的人则认为应该是临时性的。虽然评论家称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酝酿中，但全面废止新工作制并非轻而易举。在投入了数年的时间以及大量的金钱实施35小时工作制后，法国各公司又要就这一制度重新进行协商，令他们厌倦不已，因为当初正是一轮轮复杂的、造成分歧的协商才使35小时工作制得以成为可能。而且，对成为新工作制基础的价值观的支持仍十分强烈，这些价值观包括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娱乐等。
其他国家尤其是强制式管理文化国家应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削减一周工作时数的万灵之计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此别的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削减工作时间。
欧洲其他国家也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迫使私营部门削减工作时间。荷兰常常被树为这样的特殊范例。今天荷兰人的标准工作周的工作时数已经降为38小时，几乎少于任何其他工业国家。2002年，半数劳动人口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6小时。如今荷兰1/3的劳动者选择兼职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荷兰颁布的立法规定，荷兰人享有要求雇主减少他们的收入以削减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权利。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混乱的做法使正统经济家不寒而栗，然而它确实行之有效。荷兰将经济的繁荣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荷兰人花费在交通、购物、看电视上的时间要少于美国人，但在社交、学习、照看孩子、体育锻炼和个人爱好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则更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也开始学习quot;荷兰模式quot;。
即便法律制定者也无意于干预劳动力市场，人们采取个人立场反对全天候工作伦理。2002年，英国最具天才的资深公务员之一苏马·凯姆普，接受了他最后的职位--国际发展部永久秘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每周将只工作40个小时，一秒也不能多。何故？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每天早晨同他6岁的女儿一起吃早餐，晚上给她念故事。在大西洋，乔治·布什并不需要为他的短工作日和懒散的周末道歉。不仅野心勃勃的抢新闻头条的人已经开始削减工作量，数百万的普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削减工作时数，意味着少挣钱，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英国最近的调查显示，渴望削减工作时数的人是渴望赢得彩票的人的两倍。美国的类似调查也表明，在两周的休假和两周的额外报酬之间，选择前者的人是后者的两倍。在欧洲，选择兼职工作不再是耻辱之事，而是成为愈来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调查发现，欧盟77%的临时工选择削减工作时数，以便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休息或从事自己爱好的活动。
在集团食品连锁机构的上层，越来越多杰出之士选择自谋职业或做独立承包人。这就促使他们一方面工作更努力，一方面仍有时间重新充电、享受个人爱好、同家人外出。他们中很多人是网络公司繁荣时退出的。作为硅谷一家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丹每周工作长达90个小时，持续了3年。较长的工作时间给他的婚姻带来了压力，妻子威胁要和他分道扬镳并带走一对双胞胎女儿。2001年当公司业务不景气时，凯姆普发现自己又回到就业市场，他决定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今，他每周工作40小时，帮一些公司管理It系统。他仍有充裕的收入，也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打高尔夫球。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察觉那些全天上班的同事对他有任何蔑视或不以为然。quot;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羡慕我，quot;凯姆普说道。
削减工时者在经济上所遭受的影响通常比预期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