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经济而言都是不利的。2002年在日本福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是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的两倍。对于每周至少两个晚上睡眠不足五小时的人来说，危险系数则是三倍。
工作场所的压力并非都是坏事。一定限度的压力可以使人们集中思想、提高生产率；但过大的压力则可能是通往身体和精神崩溃的一张单程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多于15%的加拿大人称工作压力已使他们濒临自杀边缘。
公司也为强制推行长时间的工作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众所周知，生产率是难以进行估量的，但学术界认为，工作过度最终会超越最低底线，从而走向反面。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人们处于疲劳、压力、不悦或不适的状态下，效率就会下降。据国际劳动组织报告，比利时、法国和挪威等国的工人每小时的工作效率平均高于美国工人。英国人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也多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然而，呈现出的每小时的生产率却是欧洲大陆最低水平之一。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工作效率的提高。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许已经超出了有关生产率的争论范围：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大部分人会认为，工作对我们有所裨益。工作可能是一种乐趣，甚至是高贵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享受着工作带来的乐趣--把工作视为一种智力的挑战、体能的消耗、一种社交活动以及身份地位的体现。但如果让工作支配我们的生活则是愚蠢的。生活中还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投入时间，比如，朋友、家庭、爱好和休息等。
对缓慢运动而言，工作场所是该运动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工作占据了如此多的时间，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则只能被挤占。即便接送孩子上学、吃晚饭、和朋友聊天等最简单的事情都变成和时间赛跑。放慢速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减少工作，而这恰恰是全世界数百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民意测验表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工作时间较长的经济发达国家，人们都渴望减少工作时间。最近英国华威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进行的一个国际调查显示，27个国家的70%的人表示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在美国，对沉迷于工作的反抗情绪正在高涨。从星巴克到沃尔玛，愈来愈多独特而有实力的公司都面临被迫在无薪条件下加班加点员工的起诉。美国人纷纷抢购生活指导用书，以了解如何更闲适地工作，生活才能带来快乐和成功。最新的此类热销书包括《通往成功的懒惰之路》、《懒人成功手册》和《懒散的重要性》等。2003年10月24日，美国为减少工作时间而战的人召开了首届全国quot;回收你的时间quot;会议，据估算，当天美国人的工作量同欧洲人常年的工作量一样。
在整个工业世界，人事部经理报告，年轻的求职者已经开始提出10年或15年前可能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我能不能在晚上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时刻离开办公室？能不能用薪水换休假？我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吗？一个接一个的面试大声而又清楚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们想工作，但我们也想生活。
女性尤其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最近的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相信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有一切，包括家庭、事业、住房以及能带来回报的社交。但quot;拥有一切quot;被证明是一只有毒的高脚酒杯。通过美国散文集《房子里的母狗》及艾里森·皮尔森的畅销小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数百万女性已经认识到她们的疲惫的自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一书讲述一位上班族母亲如何在经营一家高风险投资公司和家庭之间挣扎着的故事。女性对试图成为quot;超级女人quot;已经厌倦不已，于是她们带头要求重议工作场所的规则。态度在发生变化。如今，在时髦的晚宴上，女性就产假的长短彼此夸耀就如同谈论奖金多少一样。即便没有孩子、野心勃勃的人也拥护每周四个工作日。
最近《卫报》专栏作家贾尼斯·特纳注意到选择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对现代女性而言可谓甘苦参半，她认为：quot;对于这一代女性而言，所受教育要求她们成功，要求她们用有目的的活动塞满每一个小时，而最终她们却发现，最快和最忙碌毕竟不是快乐，这是何等的残酷；快乐通常就是放慢节奏：从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中获得乐趣，而不是匆匆略过数页不读，急着去给纽约打电话，这是多么可怕的讽刺。quot;
在世界各地，渴望选票的政治家都在一窝蜂地赶quot;在工作中享受生活quot;的时髦。2003年，加拿大有人提议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每周四天工作日。这些承诺是否会进入法令全书还要拭目以待。许多政治家和公司只是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嘴上说说罢了。然而他们竟然肯如此费心也暗示了文化的突变。
这种变化在日本尤为明显。日本一度以其可怕的工作伦理让世界感到震惊。10年的经济停滞带来了工作的不稳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作和时间的新思维。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逃避长时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