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明治天皇政府引进西方的时钟和日历，并开始倡导守时及充分利用时间的美德。二战后，日本民族对效率的崇拜有所增强。今天，当你站在东京的火车站，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乘客跑着追赶火车的情形，虽然每间隔两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你知道，日本人已经吸纳了西方人关于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的理念。
消费主义是加速时代的另一强劲的动力源泉，日本也学会了消费主义。早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就谴责加快生活节奏的购买本能：quot;将自己的心仅仅放在对物质追求上的人总是匆匆忙忙的，因为他只有有限的时间去延伸，去捕捉，去享受。quot;这一分析今天更为真实。今天，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商店，所有的男女不过是其中的购物者罢了。在诱惑与愉悦下，我们时常贪婪地寻求尽可能多的消费品和体验。除了令人绚目的事业外，我们选择美术课程，选择到体育馆消耗体力，选择阅读报纸及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每一本书，选择同朋友外出进餐，选择参加俱乐部活动，参加运动，看上数小时的电视，听音乐，和家人在一起分享时光，购买所有的新潮的时装和最时尚的小玩意，逛电影院，享受同伴侣的亲密与美妙的性爱，到遥远的地方度假，甚至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工作等。其结果是，在我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与我们实际可以实现的二者之间产生了令人苦恼的分离，这就引发了时间永远不够用的感觉。
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摊活，唯一能在亲子关系中幸存的方法是减少工作量。但我发现要做到这点很困难。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不受影响，因此没有减少个人爱好，而是拼命将它们挤进本已很满的日程里。从额外安排的网球比赛中溜出来后，余下的一天时间里，都在拼命地赶。车开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给孩子讲故事也给省了。
像其他人一样，我希望技术能帮我买到更多的时间，以便有更多的机会，不再感到如此匆忙。但技术是不可靠的朋友。即便确实节省了时间，它也常常通过诱发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欲望，使其效果受到损害。当洗碗机在20世纪早期问世的时候，它将家庭主妇从累人的劳作中解放出来，随后，在十多年时间里，随着卫生标准的提高，我开始更频繁地换洗衣服。结果，装满脏衣服的洗衣筐同门口脚垫上堆起的账单一样，成为现代家庭的特征。电子邮件是另一例证。说得好一点，它使人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但电子邮件操作的简易，随时点击一下quot;发送quot;即可，从而导致过度使用的蔓延。每天，信息高速公路传送的电子邮件达五十多亿封，其中很多是毫无必要的备忘录、粗俗的笑话和垃圾邮件。对大部分人而言，其结果是每天迎来了堆积如山的电子邮件。
面对众多压力，即便最有奉献精神的缓慢倡导者也发现很难做到不匆忙。以沙提叙·库马为例，这位前耆那教和尚20世纪60年代从英国步行到印度，此后便徒步游历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目前他生活在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他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苏醒》的双月刊，其中有许多赞同缓慢哲学的理念。一个美妙的夏日下午，我在伦敦海德公园见到了他。他身材瘦小，穿着一套亚麻西服，从一群排成行的、风格变幻莫测的溜冰者、漫步者和快速步行者中，他安详地走过来。我们在树阴下坐下。库马脱下短袜和鞋子，并将他那双足迹遍布全球许多地方的脚放到草地上。我向他谈起时间病的问题。
他说道：quot;让时间变得有限化是西方的一种疾病，这就会将速度加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亲曾对我说，当上帝创造时间时，他也创造了足够多的时间--她是对的。quot;
我指出说：quot;可你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印度农村。加速的压力，同时间赛跑，在现代世界无疑是不可抗拒的。quot;
quot;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在这里生活，我也屈服于匆忙，屈服于速度。有时没有其他办法去赶杂志的最后期限。生活在西方，要不断挣扎以避免受时间支配。quot;
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空哀怨地隆隆掠过。库马瞥了一眼手表。他的下一个安排是参加15分钟后开始的一本书的发行仪式。quot;该走了。quot;他浅浅一笑，说道，quot;我不想迟到。quot;
时间病也可能是存在主义萎靡不振更深刻的症状。在崩溃之前的最后阶段，人们常常加快节奏，以回避不得不面对的忧愁和苦恼。在库马看来，速度可以帮助人们将现代世界的恐惧和荒芜阻挡在外。quot;我们的时代为忘却的欲望所困扰，但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人们才放弃速度这一魔鬼；它加速地向我们呈现它不再希望被记住，它对自身已经厌倦；它想掐灭七情六欲中的微弱而令人发颤的火焰。quot;
另一些人认为速度是一种逃避，不是从生活中逃避，而是从死亡中逃避。多伦多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克·金卫在现代速度崇拜方面有些颇具洞察力的著述。我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将话题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