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就决定自己做，不要在那个制片场，或者在国家的制作单位里面浪费时间，所以就没有在体制里面生活过一天。当然，对体制给人的伤害也只是有一些了解，但是真相是怎么样子，我不清楚；但它又是好几代人的一个集体记忆。譬如说像我父母，他们从中学毕业就在体制里面，就在计划经济里边，就在国家的集体单位里面，个中感受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所以到发现了这个工厂的变迁之后，我特别想了解真正把一生交给体制的人群遭遇了甚么？所以这个电影一开始就决定了不是一般故事片，而是想拍一个口述的历史，去找那些老人家或者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聊天，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大概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我访问了超过一百多个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最后就成了一部电影，也整理出了一本书。
梁：为甚么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那种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生活消失了，大家却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那一代人好像也不大去说，不大想谈。这里真有集体回忆这回事吗？他们每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是否很难编成一个整体；还是你觉得其中真有集体的存在？
贾：它们至少有相同的约束，相同的制度，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公共的事件。譬如说57年、58年、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这些巨大事件背后的政治动荡，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共同的遭遇，所以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和所经历的东西有一个共同性。差别只不过是在共同的机遇里面不同人的反应和不同的处置方式。不过我也特别好奇，我的父辈为甚么不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呢？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梁：为甚么？
贾：我采访了一个工人，上海人，很喜欢文艺。他到了工厂之后，跟一个同时分到厂里面的工人之间有很好的友谊。后来他当兵走了，去了甘肃，他们继续通讯，结果他的这个朋友写了一篇小说叫《茫茫二十年》，其实那个小说就是写他有点不如意，爱情哪，甚么哪，对社会根本没甚么批判。但是工厂查到他有这个小说，而且题目叫《茫茫二十年》，很消极。你也知道那20年是火热的20年，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上不停取得成就的20年，怎么在他心中会变成茫茫呢？所以他就变右派了，就是因为这个小说的名字。然后这个远在甘肃的朋友也遭殃了，给人调查，因为他们的通讯有记录，因为他们写过信。后来他回到厂里，直到文革结束，他一生还在解释这件事情，以及跟这个作者的关系。自有政治运动以来他就害怕再有人问他一遍：你跟这个人是甚么关系？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不是也有同谋这个《茫茫二十年》呀？后来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到一句话，说得我心里一懔，我觉得真能理解他们为甚么会这样。他说：「小贾，我现在连一个手机短讯都不发，我不想有任何文字被人看到。」你觉得他真的是受过伤害了。从这个我就想到父亲，我父亲是中学教师，特别喜欢写诗，他有一个本子，都是他历年写的。他过世之后，我拿出这个本子看到那些诗，然后就了解他了。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为了时代。大跃进来了，就是要歌颂大跃进；文革来了就写文革；四人帮来了就歌颂四人帮；改革开放了就歌颂改革开放。他的时代在他的诗里面永远是正确的、火热的。这就掩盖了他的一个真实内心世界，他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敢言、写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像这样的一种恐惧感，一个山西的语文老师跟一个成都的工人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一种共同的经历，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记忆。
梁：可是这种共同记忆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共同的记忆需要一种东西去承载，譬如说像你父亲写的诗，或者当时很多人写下的一些材料。但这些东西、这种记忆，在我们今天看来大概会觉得它是不真实的，好像是一个社会强加给你的，这种记忆是怎么样的记忆？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被篡改，或者是被强加的一个成分？
贾：我觉得它有自我保护的成份。为甚么到了今天有可能拍一套电影去讲述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的记忆？也是因为时代改变了。那个工人不愿意发一个短讯，但是他人也已经老了，何况人在医院，他觉得还是要讲出来。我一开始访问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你约到采访，而受访者会首先说他自己没故事。他们说，我甚么故事也没有，你不要浪费两个小时采访。他们对自己的经验有一个判断，觉得它没有价值，这些都是障碍。另一方面，因为过去的那种生活是他们所选择的。进入工厂非常新鲜，而且真的很自豪，他们也真觉得这个经济体制起码能改变生活，改变自己的机遇，还能改变国家。这么多年之后，他信仰的那些东西都逆转了，愈是年纪大的老人家愈有一种保护他过去那种选择的倾向。他总会提醒你，我很怀念那个时代，我觉得我的青春很有价值。我觉得他们真不会否定那个年代，所以这本书必须保留这种记忆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真实的状态。而我们必须去了解甚么是一个真实的记忆，我们也需要有我们的一个判断，需要动用我们的想象力。
梁：的确，一般人看这样一个集体生活的年代，很容易就会觉得它很灰色，有很多令人恐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