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读，就是想恢复那样的传统。这种做法很快就赢得了很大的市场认同，然后网络也发现了它，而且声音很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一种时评热。
梁：你是怎样开始想到要写时事评论的呢？我记得你以前是写诗的吧？
长︰写诗，也写过小说。最早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想做时事评论，只是自然想发一些议论。于是92年我就在《成都商报》开了一个专栏，是杂文性质的时事评论。当时可能还是一个文人的那种心态吧。到了《南方周末》之后，我做探访报道，就没有再写了。2003年，到了《南方都市报》才开始每周固定在专栏写现在的时评。
梁：大陆最近有时事评论作者群的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定位吗？既不是文人杂文，也不是学者研究，是一种新型的模式。
长︰起码是在恢复正常的舆论，因为过去的社论和评论被官方垄断了。但大家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官方在发评论的时候一直持续使用笔名，而且这个笔名还是虚的，可能是个写作班子。而现在网络和报纸的时事评论员那发言者的身份就更被突显了。譬如说「长平」是个笔名，但是它已经代表了一个大家清楚的真实个人。写久了，读者和你自己都会要求一旦某些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应该去评说一番。这种延续性跟那些一般在报上写杂文的有一个直接的区别。
梁：要对当下的一些事情发言是一种责任感。那你觉得在中国写时事评论的作用是甚么呢？
长︰这个问题的确是常常被人讨论。在我看来，写东西出来就是一个意义，我不是那么功利的想去看到它的社会效果。如果一个评论可以帮助弱者、带来一些改变，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事。但我从来不追求这些，我觉得把话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因为能说话，在中国就很重要了。如果过份去追求它的功能效果，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心态。以前的《南方周末》会强调它的社会功能，当年如果你报道了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现在老有人说舆论干预司法。其实在中国，舆论不是干预了司法，而是干预了领导。当领导看了报道就觉得某事很重要，然后也许就会干预司法。所以每当我的报道起到作用，我都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对于这种现实，我是感到悲哀的。我并不完全像一些记者能够那么高兴地说我帮助了一个人。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时特别强调做记者的「报道」就可以了。我们的上一辈不是受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而是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中国文人正义良心的传统；另一个还是所谓的宣传，他们还是接受那一套。现在内地还有很多记者是这么想，我帮你报道一件事情，给你承诺会去帮手解决。于是记者在报道以外就有很多工作，这样的工作有时候确实是很好的，例如去找一个官员，说我都把事情报道了，你非帮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不可。
梁：新闻记者都变成了社会工作者。
长︰对，而且它也成了权力系统的一个部分。这种记者在那个权力系统也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所以这个官员和他之间也有一种公务关系。我则追求一种更独立的关系。如果这个社会正常，可能会有另外的社会功能组织去解决我们报道评论的事。
梁：还有一些时事评论者追求的是做策士，给国家建议，希望写的东西影响上头领导，带来改变。
长︰你说得很对，我也很清楚策士确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能够替政府出谋献策，解决问题，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做策士有一种危险，就是你始终站在政府的那一边去考虑问题，容易失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有人看了我的文章会觉得我只是在讲道理，其实我只想把事情讲清楚，这才是我最大的功用。至于这个道理会怎样……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建议，但我写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跟你献策。
梁：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内，我发现中国许多媒体彼此之间会互相照顾，甚至团结在一起。香港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想象，像你这样的人被《南方周末》退了下来，居然还可以到央视去干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如果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整体的话，知识分子也好，新闻界也好，都容易有一种共同的关系，站在一起去承受。这一点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感觉非常强烈。我当时常讲，我们是中国的媒体人，而不只是的员工；我们不分网络、电视、收音机，不分地域，也不分哪家哪家的。当时《南方周末》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其实是因为它是全国媒体共同办的一个刊物。
梁：那是甚么意思？
长︰那时候很多媒体会主动支持，会把一些自己发不出的稿件寄到。我们的记者到哪里去采访也好，你会觉得当地的所有媒体都在帮助你。人家报纸的老总会跟你说，你要甚么我可以给你。因为当地有些事，它可能报不出来。
梁：香港做媒体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这种情况，虽然今天大陆的媒体已经那么市场化，竞争激烈。但我也常常遇到一篇评论某家报纸不敢用不能用，它会帮我传到其他报馆，有时就这样传遍全国一圈。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