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是一个很正面很值得谈的事情。于是传媒纷纷采访张君的心路历程，谈他的爱情，谈他的一切，基本上是场媒体的狂欢。当时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角度，就是去做他的成长背景。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国内的媒体来说已经很普遍，但2000年的时候还算新鲜。我们发现他曾经是一位很想有出息的农村青年，只是没有出路。我们因此报道了农村青年没有出路的问题、农村政策的问题。而且我们又发现他每次进派出所一次，出来就更坏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进去一次，出来就更加仇恨社会。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湖南省委非常生气，他们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结果就是要求我们这边整顿，钱钢离开了，我离开了，再过几个月江艺平老师也离开了。
梁：因为你们这样报道，就等于说农村少年的出路出了问题，也就是批评政府政策出了问题。
长︰对。他们生气的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我们无视他们这么多年来对农村政策作所出的成绩；第二，破了这个案子，是警方的重大功劳，我们反而不管这一方面。我出来之后，程益中他们就邀请我去《南方都市报》。但是我当时受的打击是挺严重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们在《南方周末》出了事的时候也很意外，我们是那么的理想主义，那么投入，以致于我老是觉得要在那里干一辈子，整天都在想未来《南方周末》到底是甚么样子。现在突然要我离开，我就索性放下了工作半年。然后有一小段时间先去中央电视台看看，后来又去了美国柏克莱加大当访问学人，还去过《外滩画报》，最后才到了《南方都市报》。
梁︰所以你经历了三次类似的事件。但这三次受压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压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的官方压力；但是去年这一次的压力却有很大程度来自民间。以前的新闻工作者要冒的风险就是得罪官方的风险，但是现在还多了一种来自民间的风险。以前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总觉得有良知的传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但现在老百姓却会骂你，给你很大的压力。
长︰这个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切。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我们其实随时都被「阅评」(梁注：「阅评」意指宣传部门针对性地审阅某份犯了问题的报刊)，再过一段时间肯定要有非常严厉的整顿。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徘徊在一条在线，那个压力随时都可能使我们崩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会被人当成明星，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青。还好我们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该做甚么。可是到了现在，你原来以为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挤出来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官方和部分网民这两者还是在一块的。首先，我们的教育其实是被权力操纵的。第二，看起来是网民在骂我或者王千源，但是从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头权力默许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在网络上发帖子号召大家攻击王千源的家人，带上甚么甚么工具，还附上地址。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这根本是违法的。可这种帖子却没有被删，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难怪有人甚至猜测这么详细的个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我并不怕争论，更不怕思想的攻击；如果只是理念上的争论甚至战斗，我虽不好战，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里干甚么，对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政治发展到令人恐惧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跟主要的权力系统有关系。
梁︰如果你说这是长期权力教育垄断造成了洗脑的效果，那为甚么从前没有呢？为甚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现在，尤其是最近两年呢？
长︰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教育系统来说，九十年代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对怀旧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时常回想八十年代。当时的思想界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单一，对国外的东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但是它这个门起码是打开的。八九以后，则有很明显的收敛和压抑。首先走了相当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剩下的每个人则都得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后退到专门的学术领域。李泽厚当时总结，说这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现。这个说法容易把这个变化说成是主动的，好像是我们的有意选择。其实在当时的状况而言，那根本是一种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结局。八九是整个世代的大事，没有说某一批人被划成这个派、那一批划成那个帮，当时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阵线。但是后来，这些人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色去，包括坐在媒体上头执行命令，不准我们在敏感时期到香港的人，他甚至可能是当时在广场上的人。更不用说有些人到了警察部门，有些人到了宣传部门。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每个人都委曲了自己，都忍辱负重地活着。其实不然，很多人逐渐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我们可能一度选择背对良心背对过去，但那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