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接受，还渗进了中文里面。这套中文是帝国主义奴役的展示，是世界工厂的展示，而香港就是服务中心。
梁:这种中文是很技术性、很机场和很累赘的，没有你刚才说的自然和天真。同样地，我们的英文也是这样，英国在全世界都有许多殖民地，从印度到千里达都出现了不少作家，可是香港就没有几个用英语写作的本土作家。
陈:就像陶杰，香港出了一句经典的「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caused」，英国人只会在最慎重的道歉时，才说上这一句。但在香港，只是在街上建一个栏杆，你就会看到这句说话。在英国顶多会说「sorry we are working」，中文就更简单：「施工，不便请谅。」而这也是很难学习的，要经历一段很艰辛的学习过程才能学到「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这句话。
梁:对，到现在我还是写不好香港式的公文。有时收到一些公文信，我不懂得怎样用他们的语言来回信。
陈:我也不懂。
梁:但你也当了好一阵子官啊。
陈:那时我只写自己的中文。
梁:其实你在新书里表达出来的感受，是否跟你做了几年官有关？
陈:有点关系。我试过收到一些演讲辞、一些文稿，真的想当面撕烂它，掷在那个写手的面上。但我当然不可以这样做，只好将它改头换面，最后那些人还是不会改善，下次还是写那样的质素。
梁:以你所知，那些官员是跟专间的单位学中文吗？
陈:一是自学，二是有一个「法定语文事务部」定期印一些通告及模板给官员。这个「法定语文事务部」也是令人把火，因为在殖民地时代，它叫做「中文公事管理局」，这个名字十分谦虚，意指他们只管理公事上的中文。回归后改名为「法定语文事务部」，哗！你是翰林院吗？即使是翰林院和皇帝也不可以制定法定语文，因为语文是来自经史，只有史官勉强可以出声。但是，一个在公务员事务局之下的机构？凭什么？如果我掌权，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拆它招牌。只是改了名就好像很巴闭。这就是一般搞政治抗争和社会抗争的人经常忽略了的部份，其实它是一个很可怕的统治机器。
梁:那时你当官，每日对着那些文字，你觉得使用那些文字的官员，他们怎样看待这些语言？
陈:他们就当是一个Job，只是一个任务。因为那套语言，你可以前后加减都没问题，它的负截力好厉害。他们也不会觉得面红心跳，因为这样前后增减文字很方便，方便逐级交给上级去改，文字变成僭建的语言建筑，再把僭建的言言建筑整个推出去给社会，而社会又一下子听不明白，又需要有人去拆解，于是每人拿了一块，人人都不明白文字背后说什么，这其实也很后现代。
【从官场归来的行者】
梁:当年你即将离职的时候，我也访问过你。如今你离开官场多久了？
陈:07年10月到现在，两年了。
梁:有什么感觉？
陈:我觉得什么病痛也没有了。以前常腰酸背痛，还有膝痛，常要练功，要去看推拿医生。但就是找不出原因，又不是很忙，还常常坐着。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焦虑和无聊吧。我当时觉得整个政府都很不对路，可是自己改变不了。我当时亲手出过一些「代局长名义」的信，然后他们在底下签名，他们明白我想说什么，明白我背后的文化使命是什么。有时大陆那边给了我们一封啰啰唆唆的信，我用比较规矩的「敬启者台鉴」来回复 (说到这个就悲哀了，如果在通告或者书信里面用敬启者，是会被说格式错误，被扣分的)，他们也是照签照批。但其余官署内的事，仍是很卜嚷人失望，渐渐形成了一种焦虑，表现在身体上就是腰酸背痛。
梁:你的职位在公务员系统中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位置，跟其他人很不一样，有受到排斥吗？
陈:起初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我表明了自己不是为争取权力而来，他们也知道我不打算长期在此任职，过足瘾就走，这里容不了我。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何志平。
梁:为什么何志平会这样重用你？
陈:因我们合作了很久，在政策研究所时已经一起研究文化政策，后来他更当了副主席。而且大家也想复兴中国文化，包括语言、艺术、建筑、医术等等，可是他的官运差了点。
梁:他惹来很多批评，文化界也有争论，你有什么看法？
陈:他的勇气不够，表达的立场不清晰，他知道自己一定要连任，要有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可做这些事，或稍为有一个开始。他觉得要先融入官场，采取一个防范但合流的姿态，结果反一令民众、曾荫权、北京以为他什么也没所谓，也没什么重要。我觉得是他的策略错了。
梁:你一向批评政府，当时却去了当官，怕不怕影响自己的身分和清誉？
陈:不怕，我一样骂政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