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浅的英文也可译得这样深，而且是相信和接纳之间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他想说甚么，但警方和律政署都用它。
梁：可是我觉得除了刻意去模糊一些东西外，他们也有体面的考虑。我觉得这种官腔就是尝试将一些字词自作聪明地加些变化，加点东西令到文字看上去没那么直接，看起来好像文雅一点。例如狗叫「狗只」，好像加了个「只」字，狗就不是一般的狗，就没那么「狗」。猴又变了猴子、蚊又变了蚊子。
陈：就像石梨贝水塘，「禁喂野猴」，原本四个字就写完，那条布也用少一点位，但偏偏又要横跨三个围栏，写上「禁止喂养野生猴子」。他们觉得单词不及复词有威力，但他们不知道中文的单词才厉害。「禁喂野猴」听上去就好像「非请勿进」一样，进了去就会被打、被斩首。反而「禁止喂养野生猴子」就好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啰唆。而且野生猴子和野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称家中走失的狗为野狗，但野生的狗则不是从家中走失的。这会产生很多问题，当然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只是觉得复词比单词有教养、有文化。
公共行政语言的政治
梁:你刚才提到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大量输出有关公共事务的语言。我想当时政府是在命名很多香港人不懂得称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公共事务、公共领域内的事物，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内发生的事物其实是由政府主导命名，然后我们大家跟着用(这段也有够饶口了,看得熊眼都快突了)。而这些命名背后都不是中性的，都有一个政治计谋在内。例如把「权利」写成「权益」，令香港人觉得自己不是争取权利(rig)(这两个字只有英文才能解释个中奥妙)，整件事情mellow(圆满)了很多。
陈:或将「设立殖民地」变成「开埠」。这个很经典，哈哈！(这个确实经典,绝对的政治正确)
梁:开埠，就是完全没有武装、征服、战争或条约相关的东西在内。
陈:就好像一班广东人民落到香港，弄一个码头或渡口就是开埠。从前使用的这些语言是在政治压力下的临时举措。「开埠」固然隐藏了一些政治的冲突；而「市民」、「权益」则是不想让香港人觉得自己有公民的身份。但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既不能给香港人民主选举或直选，亦不能给香港人公民身份。一旦给予香港人公民身分，他就是英国国民，而不是中国国民了。政府要面对当时中共和国民政府的问题，它要避开这些麻烦，又要增加一点市民的利益。原来的中文也没有「程序」这个词,它应该是从化学或数学那边借过来。这应该是当年那些中文师爷想出来的社会很快接受了并跟着来用。有些还很深奥，例如在八十年代推行区议会时顺便推出了「咨询」，为什么不用「参与」？为何要用「咨询」这么深的字？
梁:有趣的是，这一套语言是由基层、低层的官员写出来，但他们又无意识地配合及表达了这个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及意识形态，是不这样？
陈:就像一座僭建，这里建一些，那里建一些，慢慢形成一个体系，然后这个体系便会生长，类似Frederick Jameson所说的「政治无意识」。大家都知道应怎样做，但却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若果一开始便有一套很官方的宣政语言计划还好，传媒与民众尚能有一些警觉性。
梁:你说回归之后变得更坏，究竟是什么意思？
陈:以前虽然也剥夺了一些公民身分，但当时香港真的不可以赋予公民身分，因殖民地独立不了，香港不可以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所以那一套是描述式的公共行政语言，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回归后，这一套东西继续使用，即使香港人已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基本法也赋予我们很多的权利(注意这个词)，实际上可以叫我们作公民，但他们还是沿用市民，而「权利」还是叫「权益」。这些就是用得太久，政治惯性的东西便随他吧，很难寄望一个政府很积极地改动这些东西。
梁:但特区还有一些新造的东西吗?
陈:新造的东西如「问责性」,由彭定康很硬性地引入这个字。起初叫做「问责性」，后来就叫作「问责」，那个「问责」是真的向市民问责，政府做完事要向市民交代解释。回归之后也会有「问责」，但慢慢变成了「问责高官」，是董建华时代的东西，叫做政治委任制后来变成副局长、政治助理那些，叫做政治委任。但当市民或政党一骂他们，问这些是否「问责制」，他们又只好回到董建华的问责制，但其实他们已经不是问责的了，副局长与政治助理都不会走出来解释、请辞等，这些都是由秘书长所做。也就是说殖民地继承下来的那套，合用便用，不合用便将它扭曲。另外就是一些对外的新闻公布，殖民地打左派、打leftists都是叫「发射」催泪弹，不叫「施放」，但现在对付保育人士，他们不会称之为使用武力，而是称之为「施放」。
梁:既然一样是使用武力，一样是「发射」，但是改一个比较动听的名字。
陈:改一个较动听的名字，好像合法性，也好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