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行列里，有时候却把你看成当代华人作家。如果把你看成当代华人作家，大家就会发现你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不只是因为你用英语写作，也是由于你的整个写法、思路都跟你在美国这一路走下来的背景有关的。
哈︰也跟你所描述的另一个状况有关︰我们这些作家，特别是第一代的移民，拥有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往往很容易发现自己身处这两者之间，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衡量。但是不应该有太多忧虑，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写到最好，应该要寻找这个世界中心最高的程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写出好的作品，它就是一块容纳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田地。
梁︰美国和英国有不少亚裔英语作家，在市场上和评论上都被定性为人家的少数族裔文学。然后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你们写的都是你们熟悉的本土题材，比如说马来西亚人写回马来西亚的故事，中国作家写回中国人的故事。可是，很多人会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能够超出地域题材的限制。以康拉德为例，英语也是他获得的第二语言，但当我们看到他在写大海的时候，就明白他不会只是在说他老家波兰的事情。你对这问题有甚么看法？它又会不会产生一种限制和焦虑--我是不是只要再写跟中国有关的题材，就表示我会被困住？还是说，就算再写中国，也可以被视为通向世界文学的一扇窗呢？
哈：我觉得不是，好文学不在意这个。写本土对一个作家来说，就是写自己所了解的、最亲切的题材。作家不应该因此而有自卑感，那个题材本身没有不对。一个作家有可能只熟悉ernational space，但他是个海员，那里正是他的本土。
梁︰所以你现在终于开始把题材转向到美国，因为这就是你现在的生活？
哈︰对，这个moment是我的life。但不代表我将来就不写关于中国的事情。
梁︰说回俄罗斯文学，你是否认为，它就是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一个传统?
哈︰这不单是我自己的看法，西方写小说的人都这么认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那些东西，不光是对着他们俄国人民而写的，也可能是为了英国人写的，也可能为了中国人写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们是从西方人民、西方的角度出发，那为甚么我们要把它当成我们的标准？最好是我们跟它有了共同的起点，而不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梁︰所以你在AFree Life附录里写的那些诗，是不是在向《齐瓦哥医生》致敬？也就是用诗去完成整部小说的升华。
哈︰不能说是致敬吧，因为计划当中就没选那些诗。但是这本书到了结尾确实应该表达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超脱，我觉得必须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才加了二十多首诗。当然，这其实是很费功夫的，真的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不断地写。我知道别人都会把它跟《齐瓦哥医生》连在一块，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走快捷方式，一个故事的发展有它的特别模式，我只能把它表达出来。
梁︰你这本书好玩的地方，就是语言的变化和游戏。而且笔法跟以前也很不一样。是因为你现在写作的题材是美国，要讲中国移民，要模拟出他们那种洋泾滨英语吗？
哈：对，英语版更能看得出来。其实很早以来，我在语言的实验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延续性的发展，这本书只是走得更远。
梁︰但是这会否让很多人看得不习惯呢？当你写中国题材的时候，你的语言跟别的华裔美籍作家很不一样。尽管你写的故事很离奇，但是你用的语言是很不exotic的，非常简洁，朴素、冷静地在描述一件荒谬的事情，让他们觉得那个事情是真的。这是写实主义的传统，我们似乎在目睹一个真实事件的发生，但是那个事件却这么怪异、如此怪诞。但AFree Life走的好像不是这条路，会不会使很多原来喜欢你作品的读者不满意呢？我注意到John Updike在NewYorker的评论里就好像不太喜欢你的变化。
哈︰他认为我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Amy tan（谭恩美）有一篇文章Motongue，谈及她的母亲如何说英语，就跟我书里那个平平的英语差不多，根本没有grammar。但是Amy tan自己的作品却不会这样写，因为我想很多人意识到这是对英语的冲击。但是我觉得，我宁愿在这方面犯了错，我就是不能太小心翼翼。
梁︰当今英语文学的面目变得非常丰富，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作家在创作，然后大家都为英语带来了一点差异。譬如说，有一些印度作家和非洲作家的英语本来是很标准的，但你就是觉得他的写法不一样，好像多了点甚么。汉语在亚洲也曾占有这种世界语的地位，如从前的日本人就是写汉诗的。你觉得现代中文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哈︰这实在很难，因为中文跟英文不一样，英文是一种pic language，靠字母来表达，靠字母来伸展，可塑性很大。汉语则是象形文字，而且它从古到今都涉及政治；譬如说那个马字下面少了一个点，古时候是要杀头的。所以，文字跟政治、国家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