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就是「分田到户」。少书本知识的农民往往能撇开意识形态的烟幕，用更精确的历史语言描述，比如对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故乡的农民从来不顺着官方的意思说成「三年自然灾害」，而是说「过苦日子」，非常精确中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东北郊的国营七四四厂，这是五六年由苏联援建的大型军工企业，和现在成为艺术家乐土的798厂毗邻，一去就碰上国有企业改革，工人大批下岗，企业负债累累，只得搞债转股，上市后用股民的钱救活了那匹快死的老马。两年后考公务员进入司法部，干了近四年碰上了九八年朱镕基主导的国务院机构大改革，然后当了记者，看到了中国更多的情况。个人的历史和自己一直关注的国家的历史一碰撞，对现实的认识可能会深一些，就会不由得思考，为甚么会有这样的大变化？为甚么变成这个样子？历史，显然是观察分析这些问题很好的资源。所以我看黄仁宇、余英时、唐德刚、秦晖、吴思等先生的著作，常有醍醐灌顶之感，心里很多郁结的东西被撞开了。我常说自己半旧半新，是一个活在古代的时政记者。
梁：你怕不怕别人说你写的历史有太多对当下政治的影射，不够客观？
十：没有纯客观的历史，史家著书一定有主观性。孔子着《春秋》，就有强烈的价值取舍，所谓「笔削」，因此才有「乱臣贼子惧」，司马光着亦秉承这种历史观。到了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开山者梁任公提出要寻求历史因缘，这些人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注度。但是如果先预设一种政治观念，然后生拉硬拽地从历史中找事例证明，这就是庸俗的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影射史学，必须警惕。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样的做法也有其危险性，「因为抱着这种想法而撰史的人，如果不受严格的科学方法的限制，则很容易走上曲解史实以勉强求通的路子。」这是对我们这些「历史票友」极为中肯的忠告。所谓科学方法，我的理解是一要在史料占有和取舍上严谨公允；其次在分析论证中有严密的逻辑性。当然，这个标准很高，稍不留意就滑入生硬庸俗的影射。
梁：接连写了两部谈明史的书，为甚么会对明朝那么感兴趣呢？近年大陆好像掀起了一股明朝热，你怎么看这阵风潮？你和其他同样知名的作者最主要的分别在哪里呢？
十：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集体心理，我认为在明代已经形成。刚刚去世的柏杨先生在中毫不掩饰他对明朝的厌恶，而他在一书中承鲁迅批评国民劣根性的余绪，鞭挞酱缸文化。这二者是有某种关联的。明代不仅仅是离今天较近，而且它是中国皇权政治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制度设计者，清承明制有所损益而已。今天我们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制度基因，和三六四年前灭亡的这个朝代有太大的关系。有时，我甚至觉得还活在明朝的延长期。这也可能和我生活在北京有关，北京这个城市是明朝建立了，虽然许多建筑物毁了，但那些地名总在触动你。我曾在东城区一条胡同生活几年，这条胡同曾是明朝大兴县衙所在地，当年不畏权势鞭笞乐舞生的王县令住在这，因此引发了刑部和皇帝对审判权的争执。再往西走走，甚么「东厂胡同」、「宝钞胡同」、「兵马司胡同」，常产生时空倒流之感。现在推崇的四大名著，除外，其他三部，加上、《三言二拍》都产于明代，稍微识字的人读这些书，没甚么陌生感，不仅仅它是白话小说，晚清的许多白话小说应当更好懂。关键是这些小说表现的价值观和社会形态，今天的人能够理解，并且意会。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和吴思的潜规则之说，其理论建构的史料基础基本上是明代，就很能说明问题。
梁：你似乎很受黄仁宇的影响，很多人批评他的书太像小说，你有甚么看法？你的第一本书谈的是，你觉得史学与小说的分别在哪里？
十：那是一种表述方式，而非学术上的瑕疵。如果读黄先生关于明代财政制度的那部著作，就不会有这样的说法了─因为这是他为了拿博士学位完全迎合主流学术规范的著作。及其他著作，黄先生主要是阐述他的历史观，表达上通俗生动，但是在史实上经得起考问的。至于说在某些描述上，用了小说的手法，这很正常。比如写海瑞，史实有所本就够了，如果每句对话都要和客观事实吻合，几乎不可能。司马迁的《史记》中，这种写法多了，他没有亲历过鸿门宴，却把刘、项等人的表情、言谈写得活灵活现。亚利士多德说：「诗歌比历史书籍更为真实。」其意是说明诗歌描述的为更普遍的事实。余英时说过：「历史的影响，不一定直接来自史书本身，还可以从小说如来。」研究「历史影响」和「历史因缘」当然是史学。清代章学诚的话说得更过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求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显然他认为那种历史建构和历史批评的学问才是史学。我以为史纂和史考也是史学的组成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因此把、《三言二拍》作为历史研究的素材未尝不可。但历史和历史小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小说是写作者历史环境的投影，其事实未必真实。比如看，我们要明白这是元末明初边缘人社会的反映，包括林冲和武松进大牢，必须接受那些陋规以及狱友对武松述说狱卒残害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