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做的，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倒过来推动文学？
王：对！
【极端的两面】
梁：但你是一个作家，我们看的就是你的作品，除非请枪代笔，否则一个作家写的一定就是他自己想写的东西。但香港普遍把艺人型的主持人视为单纯的presenter，站出来就是卖身段、样貌和表演，大家都不会以为他说的话就是他自己构思甚至相信的；观众也不期望主持人要多有内涵，你无非就个是卖形象的家伙。你如何理解这个状态？
王：的确有两个很不同的王贻兴，一个是内在的，他不会以外貌示人，纯以文字会友；一个很外在，算是一个后生、靓靓仔仔、健健康康的男仔。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像你或陶杰先生一样，站出来就可以说自己想说的，完全不用别人的稿子，你不喜欢就别找我做节目。我想我还未到那个阶段，或者未有能力做到，所以我现在叫做慢慢起步，慢慢调整。何时这两个王贻兴才可以重迭在一起呢？我觉得需要时间。无论是电视台的信任或是观众对你的期望，都需要时间去改变、印证。
梁：但你等得到这一天吗？因为香港的电视工业已经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生产线；当你加入，以艺人的身份成为其中一份子，他们未必会有这样的位置给你。到了最后，你以为自己能靠电视推广文学吗？
王：如果你大半年前问我，我未必可以回答。但现在我可能有多一些信心。我想自己还算幸运，主持《最紧要正字》都跟自己本行有关。之后的《一网打尽》虽然关系没那么大，但也属于知识性节目。至于上回才采访过你的那个《香港笔迹》，我觉得是他们给我的一个难得好机会，竟然能有一个谈文学的节目。
梁：这节目的构思是你提出的吗？
王：这是无线几年前就有的构思，原来想找沾叔（黄沾）主持，后来他病了，才一直搁置下来。直到我出现，可能他们知道我会写字，形象又合适，可能用年轻人的包装方法效果都不错，于是叫我去做。所以前景似乎不算灰暗，但是否有很大作为呢？那也未必。还是那一句，做到多少就算多少。那就像是零跟零点一的比较。
梁：但做了艺员，你或许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例如易装跳舞之类的。
王：一定会。还好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颇为精神分裂的人，我喜欢艺术电影，而《五福星》和王晶我又觉得很过瘾。我喜欢有深度的清谈节目，但台湾罗志祥那种无聊节目，我又觉得很好笑。可能我从小至大已经习惯，例如我要自己赚钱交学费，读预科和大学的时候，也一直补习、做promoter，卖珍珠奶茶，或者做很多其他无关痛痒的事，然后才回家写作。我习惯过一些截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没甚么不可以的。如果工作跟写作有关当然很理想，但若不能那也没办法，反正我还是得靠工作来维持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梁：你的师傅董启章有甚么反应？
王：他没说甚么，只笑着说挺好看，挺有趣。
梁：如果你只是个作家，你可以很内向。但做电视却需要你走出街，要大众认得你，走在街上有人跟你打招呼，你要记得微笑，甚至签名拍照。这会否很辛苦？
王：那要看是甚么时候了，如果在工作中，那就要表现得很友善；但当我自己一个人，反而头垂得比以前更低。我从来不带CAP帽，但当我入行后也被迫着要带了，感觉上会安全一些。最不习惯的是跟家人朋友吃饭，要很留心附近有没有狗仔队，连跟朋友独处也会有罪疚感。
梁：你已经是个艺人了，做这行的事业计划及逻辑，跟写作的分别是很大的，它或许还会改变你的性格。比如说你会不会开始觉得被看是一件好事，或者害怕有一天会跌下来？
王：会。我想我的性格亦经常有不安全感，即使写作时也有很多忧虑。这亦是我向前的原动力。我认识的很多作家或艺人可能会觉得没所谓，但我跟他们的分别是二十四小时不够用，我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才能填补那份不安全感。
【身份影响写作】
梁：你会把做艺人的经历写出来吧？
王（大笑）：哈哈！Mani姐手记吗？其实是会的，但不是现在。我不可能爆料，反而想写事后重看整个工业的感受，例如台湾的吴念真写自己帮侯孝贤拍电影的笔记便很好看。不过可以肯定，做了这一行，人不同了，看到的世界立体许多。
梁：你现在写些甚么？
王：全是散文，没甚么特别的写作计划，因为应付专栏和其他的已经很花时间，没可能再有精神做小说创作。我计划出一本书信集，是写给不同的人、不用他们回复的信，但写到一半已没法继续下去。以前会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写给甚么人，怎么写都没所谓；但现在发现我写的东西，可能会有很多人用不同的目光和标准去审视，于是有一些事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写或根本应不应该写。
梁：看！你现在的工作和身份影响你的写作了吧？
王：对呀，但如果你说话的位置真正有效，读者看了便可能会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