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得好，进去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三十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陆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一样外文，而且很深入的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死命去啃。我在伦敦 8年，发奋读书有十几个作家，我一本一本的看，JaneAustin、Charles Dickens……
梁：回想起来，这批经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欢谁？
董：毛姆。我十三岁、十四岁就看毛姆了，当时看了就扔掉。然后现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他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Story teller是作家必须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story teller的话，你不会写得好，你的文章不会好。“I am tellingyou a story”，你这样想的话，你的铺陈完全不一样。
梁：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人要看毛姆了。
董：连找也很难找，我为什么要从头看他呢？因为他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写文章想要经营一种比较 English的东西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也会感觉到它。还记得《人性枷锁》吗？讲到 Philip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 bully，我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孩子被人家 bully的情况，那种感觉很真很真，跟他写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写得那么简单，可就是那么动人？难啊！只有半页，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页、两页的话，一定完了。他肯定是删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就很珍贵了。我就记着这点，对我写文章会有用。现在的文章都不能写长，一千七百到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经营，那是很要命的东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现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业？
董：不只是追求，它还是我一生里面最enjoy的一种exercise。我不会期望人家怎么看，我enjoy我自己as a er的 private life，跟我读书一样，是一个很私人的事。
梁：通常报纸文字是一种很straight forward的文章，你现在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很多读者说看不明白你的东西。
董：八、九年前因为我在写社论，我还会考虑到这个。但是现在我完全不管，你看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不管。我完全没有包袱，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As a senior citizen，I have a privilege。
【香港】
梁：就跟你看书一样。
董：完全一样。我觉得不要把书看成是神圣的东西，这个一定要改，第一，不要以为看书很伟大，不要以为看书很重要，完全不重要，完全不伟大，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文字的话，让他去玩吧，不能勉强，just take it easy。台湾老说要营造一个书香社会。我说能吗？可以营造吗？营造得起来吗？香港也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到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你会看到professor在小路上散步，或者闲坐池边吗？None。现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在那里sit back，让你看了之后说：ant。我只希望偶然会看到一两个比较cultural的东西，白雪仙的《帝女花》我看了，很好。可是你说香港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没有什么香港人写的书特别好？这个是非常serious的问题。一个社会不能产生到一个写好书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梁：董启章呢？
董：我看再给他十年，他会从现在的路上拐一个小小的弯，他就会出来了，他现在还stuck在里面。一个作者不能太conscious自己是个作家，就等于一本杂志不能太conscious它是一个 comprehensive的杂志，或者是一本文学杂志。千万不要这样想，不可能有什么文学杂志，也不要这样编。你就想我要做一本杂志，在这个杂志写一些好文章，这就是了。也不要去想我写的是文学，我是一个作家。我说董启章在十年后可能会走出一个弯，是因为那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他的东西很深，很涩，你说他坚固吗？他很坚固，可是里面没有窗口，这个窗可能十年后他慢慢会看到。这个窗开了以后，他就不一样了。
梁：刚刚你提到香港的问题，你觉得香港在华文世界里会不会比别的地方特别糟？
董：不是特别糟，而是特别叫人遗憾。她底子好，有充份的条件。很多人都懂外文，先天条件很好。叫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可以感化一群学生，去淘这样可贵的资产。你有英文的底子，你有那么多的窗口给你看外面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