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处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来严格执行的，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结果被诬蔑成了滥杀大臣。
至于崇祯内帑空空如洗，结果却被造谣说有七千万两白银在内帑里舍不得用，说崇祯是守财奴云云，更是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厉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一些假专家会根据明末的史料记载，指责弘光昏庸无能，麻木不仁，放纵酒色，致死多人。
所以弘光是“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痴如刘禅，淫过隋炀”，“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而实际上朱由菘是这样的人吗。
黄俶成写的点校说明对李清和他的《南渡录》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清，弘光时官至大理寺左丞。
他写有多种反映明末历史的著作，除了《南渡录》之外，最著名的还有《三垣笔记》。
“清修四库，首禁李清之书”，“李清治学谨严，持论平允，史家甚重其书，惜不易得睹”。
“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记述多为亲睹亲闻，较他书为详，且无明季门户之见，是南明史籍中较重要的一种史料”
“民国初年，俶成（应当就是指点校者黄俶成）母亲在李详，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师，尝闻这部拼着身家性命保存下来的著作失而复得。1938年，中央大学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县葛小严家得阅李清《南渡录》原稿，并并有李详之跋，惊喜不已，叹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
《南渡录》一共有十二种抄本，黄俶成点校本就在多种抄本基础上参校而成。
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阳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季女”，也就是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的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才真相大白。
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童女的事情，弘光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
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因为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
李清的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
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