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那个自杀未遂的犯人吗？那天周世恒送饭到医院，值班民警报告自杀未遂的名字，正是吴应泉，他听得一清二楚。
吴应泉的回答让铁剑极不满意，但初来乍到，他不便发火。吴应泉的回答也让其他犯人觉得很惊讶。
铁剑抬眼看看吴应泉，瞬间，直觉让铁剑感到这个犯人的阴鸷。才一米五几的矮个，方型头，脸庞上赤褐色的肌肉突出，纹络清晰，一纵纵横向两边，鹰钩鼻的走向，鼻梁直，鼻尖略向下倾斜，看去显得狰狞粗野，两颧高突，一眼就看出他身上遗传的少数民族凶狠的性格特征。
在警校培训时，他就知道意大利犯罪学家、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龙勃罗梭曾经用罪犯的五官长相去破译犯罪的基因密码，提出“天生犯罪人”学说。这有点像中国的面相学，从面相上看人平生是否有牢狱之灾。
吴应泉这类人的长相最有研究特点，虽然长相与犯罪联系显得偶然，没必然可言，但作为一种研究，和中国的面相学如出一辙。
“吴应泉，以后点名要答‘到’，知道吗？”铁剑斜他一眼说道。“是，铁干事！”吴应泉漠然地答道。铁路警察必须熟悉整个列车的情况，公安片警必须熟悉片儿区社情，以便应对多种可能发生的不测。而监狱劳改队的管段民警必须做到“三知道”，就是说每个管段民警心中必须熟记每个犯人的家庭背景、犯人的基本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教育改造犯人。
虽然监狱、劳改队管教条例规定了犯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劳动改造是教育改造犯人最最基本的手段。
解放初期，毛泽东主席就高瞻远瞩提出：“有些人不杀，不是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掉了没有什么好处，不杀掉却有用处。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就让他去劳动改造，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再说，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这虽然是针对解放初期改造国民党战犯而言的，但到一九六〇年，毛主席接见美国著名红色作家斯诺时，就说道：“许多犯罪分子是可以改造好的，是能够教育好的。例如国民党的将军，满洲国的皇帝，你见过满洲国的皇帝吗？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
劳动能把猿变成人，劳动也能把坏人变为好人，工厂监狱、农场监狱、矿山监狱应运而生，劳动就成为改造罪犯的主要手段。铁剑点完名就离开了杂工组寝室，因他在其位，必须谋其政，第二天要带犯人劳动。铁剑前脚刚出门，寝室里就“嗡”的一声散了，嘎鲁咧嘴走过来拍拍吴应泉的肩说道：“花匠，真有你的，铁干事刚来，就给他一个下马威！”
“哼，这算啥下马威，走着瞧，我还要给他好看。”被称为“花匠”的吴应泉有点得意，大大咧咧地瞅一眼嘎鲁说道。“哎，花匠，你给他什么好看，能不能先透露透露？”嘎鲁凑到他跟前问道。“这取决于他对我们的态度，天机不可泄露，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吴应泉斜一眼嘎鲁，倒在床上回道。嘎鲁之所以叫吴应泉“花匠”，有两个缘由：其一是，吴应泉入狱前是弹棉花的，他小时读了几年书，在学校太坏，隔三差五老师就要喊一次家长。村上去一趟学校很远，父亲吴占清看其面相，深知吴应泉不是读书人的料，就让他辍学回家弹棉花。手艺传上三代就是祖传了，吴应泉跟着父亲吴占清三乡五岭弹棉花已经是第四代。
吴应泉小时坏，大来油。长年走乡串寨学得一口脏话、一肚子坏水。到十八九岁，吴占清干脆把担子甩给他，做出一副教会徒弟师傅闲的样子，回山寨养老去了。吴应泉接过父亲吴占清弹棉花的弓，在家乡的山山寨寨中弹起了棉花。
吴应泉“花匠”的另一个来源是犯罪，他犯的是强奸罪。强奸罪在监内俗称“花案”。二十岁那年，吴应泉在农忙时节到一户人家弹棉花。这户人家秋收忙，弹被子准备过冬，把棉花交给吴应泉，只留下一个十三岁的姑娘看家，都下地割稻子去了。这吴应泉弹着弹着，花心起了，把人家小姑娘弄上了床。
“花匠”由此得名。别人喊他“花匠”他都听之任之，唯独睡他对面俗称“黄泥巴”的方智喊他就会触动他的怒筋。他跳起来仿佛一头好斗的雄狮，咬牙切齿，做出一副恶狗模样。
方智看上去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相，每次惹怒“花匠”吴应泉，方智都显得以静制动，从不被他的凶狠吓倒。
“花匠，人家铁干事给了鼻子咋就上脸呢？是啥将军打啥旗号，是啥老头戴啥毡帽，你算啥？你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不要空中放屁——臭得远。还是老实点好！”方智听完吴应泉和嘎鲁的对话，气不服地撂下几句话。
“你厮儿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吧，你是改造积极分子，狱中大学生，豺狗家妈了（咬）得。你他妈别把茶壶当尿壶——卵嘴随尿，你爷爷我可不吃那一套。”吴应泉横躺在床上骂道。
被称为“黄泥巴”的方智是个少年犯，十七岁因爹娘离异无人管束被别人唆使盗窃一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