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襁褓之中，不哭也不闹。哥哥命我退后一步，好腾出地方来向我们的爸爸鞠躬——否则我们的脑袋就会碰着爸爸的身体或在担架上磕破了。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哥哥喊着口令。我随之弯下腰去，但幅度有限。向死者鞠躬我这还是第一次（面对大人物的遗像除外），还得好好学习，重要的是需要克服心里某种别扭的东西。
爸爸被重新盖上了，哥哥照原样打了一个结。随后我们出来了，来到阳光里。
田大重被换进去，他向爸爸的遗体告别。
爸爸的面容是很耐看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胖子。他向来很瘦，颚部突出，颧骨高耸。爸爸的消瘦是因为生病，并非酒色所致。他的神情中毫无颓唐迷茫之色，有的只是苦难。肝癌晚期，他看上去已很苍老，比实际年纪至少大了二十岁（爸爸死于四十九岁）。大家开玩笑说妈妈看起来就像他的女儿。他们的意图显然不是针对爸爸不正常的衰老的，而是在恭维妈妈年轻。但实际上爸爸和妈妈相差只有一岁。
爸爸虽衰老瘦弱，远看就像一个骷髅，但他的脸上从没有眼袋、老人斑，顶上更是没有一丝白发。爸爸的脸上当然有皱纹，但不是细密浅显的那种。爸爸的皱纹不多，但极深，就像雕刻出来的那样坚定不移，绝不暧昧。尤其是他眉心的那道竖纹，如此深刻，常年不解。爸爸的模样不是忧愁软弱的，而是绝顶的愤怒、沉重和敏感。
田大重曾长时间地凝视爸爸的遗容。在爸爸去世前一个月，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久久地端详着爸爸。她就是外公的妹妹，我们的姑奶奶。
姑奶奶是一个基督徒。她本人的生活历经不幸，但善良和平的心性始终不变。
解放后我们两家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我们是革命之家，是新社会的中坚和领导阶级，至少当家人是这样的。爸爸是中共党员、专业作家，他有义务带领自己的家庭追随社会的进步。姑奶奶一家则常年处于社会底层，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社会革命的对象。这样的两家人在长期的生活中难能可贵地一直保持来往。爸爸住院期间，经主治医生特许可适当配合中医治疗。妈妈拿了爸爸的病例去中草药医院开方抓药，因姑奶奶家靠得近，煎熬中药的事就由她代理了。姑奶奶每日两次为爸爸煎药，而后从瓦罐内泌出，过马路送往医院。爸爸喝药的时候她就远远地坐在一张凳子上看着。她的耐心无以伦比，直到看见爸爸将最后一口汤药喝完。
那时候来看望爸爸的人很多。爸爸靠在床头和他们说话。争论。那些来看望爸爸的人一定注意到了有一个老太太，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满怀忧虑地看着爸爸。她的面容是善良而苦愁的，笑意中夹杂了一丝辛酸。她端详着爸爸，很久很久。不难想象姑奶奶曾向她的神为爸爸祈告。当然这些并不为爸爸所知。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上帝，甚至与他（上帝）为敌，此刻正向虚无的深渊急速滑去。姑奶奶从无那样的奢望，在爸爸最虚弱的时刻改变他的信仰，把去“见马克思”的路途偷换成接受上帝的审判。她只是为爸爸祈祷，长久地、耐心地、无条件地，直到爸爸死后。我完全相信虔诚的姑奶奶会这样做。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姑奶奶在世的日子里，我们家一旦有事她总会前来帮忙。
她所做的不光是祈祷和说教，甚至她从来都没有那样明确地做过。她做的事再实际不过，为我们家帮的忙再实际不过。带孩子、做饭、处理丧事。据说哥哥和我出生时姑奶奶都来帮着料理。我们家的生与死总有她的出现。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注意到姑奶奶是基督徒这样一个事实。我开始学习基督的教诲恐怕和这也不无关系。在我理解的信徒生活中当然也包括了姑奶奶的形象。可我是一个革命者的儿子，血管里流淌着爸爸的血，他的愤怒、绝望和死亡是不容忽略的事实。也许我因此宁愿空缺、怀疑和拒绝。我不能因廉价的皈依而把爸爸抛弃在地狱里。
现在爸爸又变了一副容貌，供四大重以外更多的人瞻仰。在火葬场三号厅里单位出面举行了追悼仪式，爸爸依旧躺在担架上，那块覆盖着他的白布已被彻底揭去。
爸爸的周围簇拥着各色鲜花，其中大都是逼真的塑料制品。他衣冠齐备，双目紧闭，那顶深蓝色的呢帽从没有如此端正地戴在爸爸的头上过，虽是他的旧物，此刻看上去也变成异己的东西了。爸爸将随他的衣物一起燃烧，还有他鼻梁上的那副眼镜。
我们收集的骨灰中将包括所有的这些物质的残骸，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妥。难道爸爸所剩无几的骨头肌肉在他死后不也仅仅是物质吗？我们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当一个人已经死去，怎样处置他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了。
他们给爸爸化了妆，以平息他愤怒的面容。他最后的精神标志被抹去，如此一来才获得了应有的平静。爸爸的嘴唇血红，两腮粉嫩，衣服上可能还洒了香水。他的容貌比任何时候都还要陌生和恐怖。众人对着它而不是爸爸拼命地失声痛哭。哭声震天动地，但秩序依旧井然。大家列队缓缓前行，绕灵床一周向爸爸的遗体告别。
哥哥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