峋的裸体。在雷雨将至的瞬间我真担心一阵狂风会把他吹得无影无踪。可爸爸的内心是火热的，并且热得反常。那一阶段是他一生中最暴躁的时期，爸爸的脾气明显地变坏了。无端地发火，惹事生非，多管闲事，妈妈和他的同事们都有些受不了了。他们不知道当时爸爸已病人青盲，并且无药可治，他离最后的时刻已指日可待。他们对他的坏脾气表现出了异常的认真，但谁也没有怀疑到这是一种病态。他们只是纳闷：“老韩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们为爸爸非同寻常的心理变化而痛心疾首。
那年夏天，感冒才是南京城中最大的威胁，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无暇顾及。爸爸没有感冒，他属于少有的健康者之列。他尚有体力骂娘，出口伤人，在此全城人民万众一心抵御感冒的严重时刻只能惹人讨厌。那时候有谁还关心报纸呢？除了上面关于感冒的防治知识，以及有关感冒病毒蔓延或被遏止的报道。唯有爸爸一人，看完政治经济版后勃然大怒。他指着办报的李伯伯的鼻子说：“这张报纸办得就像你的那张脸！”李伯伯小时候因出天花，脸上落下几十粒麻子，他当众被爸爸骂得无地自容。
爸爸内心的怒火焚烧不已，伤己及人，他的胳膊瘦得就像干柴。可是，没有人认为他生病了。他们只是为他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惊异不已，啼嘘感叹，被他的精神所折服。爸爸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品质在这一时期已发展到极至。他像居民委员会的那些老太婆们一样，无事不管，甚至连菜场里缺斤少两的事也要过问。
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爸爸怒斥一个不肯给孕妇让座的小伙子，对方要和他拳脚相见，揍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头一顿。爸爸竟毫不自知地以九十斤的体重迎上去，被小伙子抓住衣领，几乎提离了地面。下车后我还在生爸爸的气，觉得他丢人现眼，让我非常难堪。好半天了，我们俩都没有说话。爸爸反常地安静，提着旅行袋在路灯下跟着我向南京站走去。我在一棵树的影子里停下来，坚持不让他再送了。爸爸自知理亏，沉默着，站在我的对面吸了一支烟。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嘱咐我多写信回家。然后爸爸过了街，我目送他矮小的背影远去，消失在对面楼房的黑影里。
我为我的生身父亲感到难过，为他的衰老和乖僻。但我并没有想到这就是生死诀别，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爸爸死于肝癌。对此类疾病我一无所知，也无兴趣作深入的了解。据说爸爸被发现时已到了晚期，几乎没有任何救治的可能。人院照例是因为气管炎发作。这次没有动用青链霉素，所以治疗所需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后来哮喘止住了爸爸也没有出院，对外仍声称是治疗气管炎。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接到妈妈的来信，说是这回想根治，所以爸爸住院的时间延长了。妈妈重提往事，说以前在农村没有条件等等，如此这般哄得我信以为真，安下心来在学校里继续念书。妈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甚至还给我带来了爸爸完全康复的希望。
我没有给家里回信。像一个愿意表达独立意志的年轻人那样我给家里的信本来就少，况且家里一切正常（爸爸的气管炎也在正常之列）我的回信就更加可有可无了。爸爸本人大约也得到了和我相同的解释，认为延长住院不过是根治多年顽疾的需要。安顿好我们父子，妈妈随后对外宣布了爸爸的真实病情。她需要人们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保住这个公开的秘密。妈妈在爸爸生命的最后阶段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保密而非医疗方面的。
医疗是例行公事，对爸爸而言不过是进入死亡的一系列必要的仪式。服药、转院、放疗化疗不过是仪式的一部分而已。爸爸任人摆布，在医学问题上他从不想了解得更多。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不明真相的只有他和我。凭借这一点我是否能够得到某些安慰？同时在性命攸关的谎言下生活的经历是否使我和爸爸靠得更近了？当然不能，在死亡面前如此美妙的解释只可能是谎言中的谎言。
妈妈天生的表演才能在此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尽管这是一次多么艰难的表演。爸爸当然也预知了死亡的来临，因为它毕竟离他更近。他彻夜倾听它临近的脚步，持续不断，有如鼓声催促。求生的本能有时也需要响应妈妈编造的谎言。爸爸在自欺欺人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刻。在半信半疑中用P 徊犹豫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境况里。他们在一起交谈、接触，实际上已相去甚远。他们的道路各不一样，隔膜已经诞生。是表演使他们还待在一起，他们表演在一起，实则已经分离。
爸爸的临终是在舞台上，雪白的病房，雪白的床单，众人簇拥，还有不败的鲜花。
爸爸微笑着，骨瘦如柴，如此上画。在他的枕下压着一本关于肝癌防治的医书。这方面的知识他从不问人，但早已了如指掌。
爸爸直到临终都在等我的来信。他不停地问：“小东来信了吗？”他的时辰已到，来日无多，我那封拖延未写的信也许推迟了爸爸的死期。但他最终也没有等到我的信，抱憾而去。那天夜里哥哥突然钻到外公外婆的大床上来，说他害怕。当时哥哥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外公、外婆不禁感到奇怪。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