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并不能算作一封回信，顶多是一张便条而已。她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几乎透明，用量是那样的节省，甚至吝啬。两指多宽的一条，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随手撕下的，王舒心想：这样的纸条用来卷烟大约正合适。那卷烟纸飘飘忽忽，几乎被一阵风吹得没了踪影。王舒在楼道里找了半天，发现它躺在邻居家门前的垃圾桶旁边不动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捉住，带往室内，凑近灯光这才看清了费嘉的亲笔所书。她使用的铅笔大约是2h，由于用力不够，字迹十分模糊。
她这样写到：“您只是我的老师！”既无落款，也不见他的名字。但他知道这是写给他的，那个“您”显然就是指王舒了，而那个写字条的人当然就是费嘉。她给他的全部信息就是这行暧昧不清的小字。一切都出于迫不得已，她不想在他面前现身，也完全没有表现的欲望，这从她选择的纸张和书写方式上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她的行文多么简短（不乏有力），书写这样浮浅（没有力透纸背），而且挑选了可用橡皮擦去的铅笔。她只想在他的眼前隐去，不复存在，理由是她作为他的社建课学生，课已经上完了。她给他的信封上甚至也没有那串被他作为口实的数字帖p 政编码），可见上次她完全是出于无心。这多余的数字曾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回刻意回避了（不顾邮政制度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王舒骑车去学校，路上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横贯东西全城。有时候他也乘公交车，雨雪天气，或者自行车坏了需要修理。没有直达线路，他得在汉府街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走路。骑车虽然耗费体力，但有一种自由之感，毕竟是你在骑车，你带着它向前走。身体暴露在日光下，与街景人物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总是让人感到振奋和愉快。费嘉事件以后王舒就很少骑车了，他心灰意懒，任凭那拥挤的公交车载着他颠簸而去。这一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开始的时候他坐车的时候多了，骑车的次数减少，后来他干脆买了月票。他的自行车因一时的故障搁置在楼下的车棚里，开始的时候王舒还想着拿去修理，后来就置之脑后了。现在他不仅去学校，到任何地方都乘公共汽车。当然他很少出门，除非迫不得已。
每周两次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不得不去，这关系到饭碗问题。可这是怎样的一段艰难路程呢？越接近学校他感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心情压抑，几乎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尤其是从车站到办公室的这段路，他从赖以藏身的车箱里出来，经过校园走向前方的办公楼。有一段路他必须与前往学校的师生并行（费嘉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他的），因此他学会了早到，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当他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郊区的一所大学”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有时也有意外出现，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
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并且问题更加严重。他不得不与他的同事学生同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同上一辆汽车。王舒屏住呼吸，目不斜视，眼前一片空茫，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他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
王舒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一个学期以后他发现自己毫无起色，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他这样想：随着时间的增加他给费嘉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就算开始时她为他保守秘密，时间一长未免松懈。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而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最后弄得人人皆知。在王舒看来，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费嘉所在班级的社建课程结束以后他要求不再代课。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王舒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也常常借故不去。后来他托人开了长期病假，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即便如此他总得去学校领工资，虽说每月只有一次，他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他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
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王舒的传闻，有人说他开病假做生意去了，也有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的，说他在家写剧本。总之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生病了。他的同事以探病为名，上门探听虚实，校方也派了专人，去他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后来领导找王舒谈话，旁敲侧击，他们想知道他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王舒永远也不会说。也许他们对他给费嘉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他，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王舒避重就轻，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但他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
他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他就不寒而栗。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拿工资）的经历王舒已无法接受。
由于他的古怪表现，校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