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的回答毫无新意:“好记呗。”
嗯,是挺好记的。
王股是一个很适合用“古道仙风”四个字来形容的人。他本是昆明人,有个远房表叔在上海。后来,这个远方表叔还做了艾贝蒂和毕绿的房东。很多年以后,我再去回想王股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身世和背景好像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大家只知道他从昆明来,有些对“草”的小瘾,常不吃饭,爱听一些佛教音乐。更重要的是,他喜欢燃沉香。这使得每次只要有他出席的饭局,都会弥漫着一阵棋楠香,经久不散。
那一年,他代表《今日早报》的“十一”文化专题组向我约稿。也正是因为这个专题,我和毕绿的生活突然之间有了一次紧密的交集。这种交集虽属偶然,却要比我们各自的爱情更持久。
毕绿在电话里约我去静安寺的屋企汤馆吃饭,想聊一聊怎么分工做这个专题。因为她的那部分任务是采访,所以事先想与我沟通主文中会涉及到哪些人物,以便早日作出安排。于是,在一个夏天即过,秋天未来的日子里,我和毕绿一起吃了饭。这顿饭,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们俩今后各自的生活。
往往人和人的相遇,你去认真地想,会觉得很奇怪;可不认真回想,又觉过得真是惘然。
那天,毕绿穿了件黑色的中袖t-s,下身是一条棉白裙。她早到了,坐在一个角落的位置里低头看手机。
我走过去,叫她:“毕绿。”
她抬起头,脸上很勉强地给了一个微笑,回答:“来了。”像是延顺着的敷衍。
“今天真热。”我说,试图和缓一下凝结的气氛。
因为从家里步行而来,身体有些发汗。除了清淡的汤和一些粤菜外,我还点了杯红豆冰,用细长的麦管啜着喝,像蚊子吸人血般。
毕绿看着餐桌上的菜,大约是觉得还算爽怡,便说:“这秋天里,菜还是不要过为浓重好。”一边说一边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大纲来给我看,条理分明地向我表达这个专题究竟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然后征询我的想法。
我听着,咽下一口红豆冰,瞬间凉到心底,消了火。刚想开口与她说话,她的手机又响了,短信。和刚才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一样,毕绿低头去看手机,沉默,肃脸。看完后,脸色更差。她站起来跟我抱歉,说要去洗手间。就这样,一离开就是半小时。
其间,我很想去洗手间看看她是怎么了,却又怕唐突,只好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口边等,顺便给楚鸿打了一个电话。他正在拍一个二流明星,化妆师在给明星上妆。他说:“我还能和你说一会儿话。”那是我们刚开始频繁接触的时候,彼此之间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
于是我的心境和毕绿的心情,在那天,其实相差得很远。
等到毕绿回座后,她的眼睛明显肿了。因为脸色白,眼眶和鼻子的红看上去过于明显,像两块皮肤过敏的痕迹。我显得有些尴尬,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发话,也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出已经看到了眼泪的痕迹,只好杵坐着,用麦管去吸杯子里仅剩的最后一点红豆,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许久,毕绿才开口道:“不好意思。”她说不好意思的时候,抬起头来,除了眼睑上还有些红肿外,脸色微微恢复了些。
我摇头,一边说没关系,一边仔细地看她。傍晚过后那最后一点阳光从窗口打进来,笼住了刚哭完的她,好像极力地要给去一点温暖与抚慰。我们继续之前的专题话题,没多久就整理勾画完毕。买单的时候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坐会儿。
“我把你的小说读完了,觉得挺好看的。”她又说。
毕绿那时候的家,沿着静安寺往东走,走过大张旗鼓的各种奢侈品牌店后,拐入一条幽深的弄堂。昏暗的弄堂,有些挤,门口还坐着卖香烟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上总散发着一股陈年烟气,说起话来嗓门很大,有时候还带着粗话、黑话,偶尔加一声声咽喉不适的咳嗽。
我问毕绿:“你来上海多久了?”
她说:“快一年了。”
我说:“嗯,那你住在这么样的地方,算是能最大程度地贴近上海看一眼,感受一下。其实这才是上海,而那些高楼里的,写字楼里的,不是。”
毕业后,我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一个人搬出来住了。因为从小就住新楼,所以本能地,对于弄堂对于木地板和昏暗楼道,我有一种迷恋。因此即便一开始租住的小屋有多小多简陋,心里总还是觉得那毕竟是自己的家。这让大学刚毕业的我有了深刻的独立感。人总是在还没完全长大的时候,渴望成长和独立,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和力量。可真的长大了,才会去感慨,原来长大需要付出很多代价。
我坐在毕绿家中的草绿沙发上。她一个人蹲在天井里干刷拖鞋。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底楼,很接地气,潮湿,所以毕绿鞋柜里的草编拖鞋上,发了一层小绒毛。
她倒很乐观,说:“我去刷一下,你先坐。”然后把自己的拖鞋换给我,就光着脚丫蹲在天井的水门汀上刷刷刷地刷拖鞋。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