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荑去了药理试验室，试验用狗用兔子，先把狗和兔子搞成高血压，然后再用降压药，看生理改变。以后，辛荑咧嘴笑，露出他精壮闪亮的大白槽牙，我总仔细打量，怀疑他槽牙的缝儿里，每天都藏着狗肉丝和兔子肉丝，心里艳羡不尽。
“窗台会坏的。是不是需要赔偿给学校？”小白喝了口我倒给他的燕京啤酒，没干杯，第一句话是担心的询问。
“你签的合同上有不让用窗台当酒瓶起子这条吗？”
“没有。什么合同都没签。”
“你到了中国，到了北京，好些东西要学会凑合，尤其是最初几个月，工具不齐，举目无亲，要有创造性。窗台可以当启子，门框可以夹碎核桃，门梁可以当单杠。这个，常住宿舍的都会，辛荑和厚朴都是专家。还有，不管有规定说不让干什么或是让干什么，如果你想干，先小规模干干，看看领导和群众的反应，没事儿，没死太多人，再接着明目张胆地干，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一小步一小步走向富强和民主的。”
“哦。酒淡。”估计小白没听明白，又喝了一口，然后爬上床，站在靠墙的床沿上，继续将一面美国国旗，用大头钉固定到墙面上。
“嫌淡就多喝。”
“直还是不直？”小白牵着美国国旗，红红蓝蓝的，星星和条条，很有形式美。
“应该说平还是不平。你要是中文困难，我们可以说英文。”
“平还是不平？”
“平。”
小白的屋子里，一床，一桌子，一书柜，一对沙发，一个独立卫生间，一对小白带来的大箱子，箱子上贴着英文的航班标记：CA986旧金山到北京。我坐在沙发里，对着瓶子喝啤酒，小白爬上爬下，一边从棕熊杯子里喝酒，一边收拾东西。
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国书，基本都是医书，基础课和临床的都有，《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图谱》、《药理学》、《希氏内科学》、《克氏外科学》之类，立在书架上，书名要人扭着脖子从侧面才能看清。走近些，那些书散发出一股木头的味道，和我们的书不一样，我们的书散发出油墨的味道。
桌子上两个相框，一大一小，两片厚水晶玻璃夹住照片，下沿儿左右两边两根细不锈钢支撑。我没有相框。我女友有相框，照片是我们俩和她父母的合影，他们家三个胖子，我一个瘦子，我艳慕地笑着，仿佛希望我也有成为胖子的那一天。我女友的相框是塑料的，两片薄塑料夹住照片，周围涂金漆，框子上有凸起的四个字：美好回忆。小白的大相框里，一男一女，男的戴眼镜，高大，女的不戴眼镜，矮小。背景是海水以及海边干净的楼房，翠绿明黄，仿佛水果糖，干净得一看就知道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左边的是我爸，右边的是我妈。我爸原来也是仁和医学院毕业的，我妈是弹钢琴的。”小白说。
我后来知道，顾爸爸是仁和的传奇，每门课都拿全年级最高分，不给其他任何人任何一次得第一的机会。和大内科王教授一拨赶上闹文化大革命，插队到内蒙古，五年一眼书都没看，王教授《内科学》看了九遍，四人帮一倒台，四处炫耀，在别人面前倒背如流，还是不敢在顾爸爸面前背书。八十年代初，顾爸爸觉得国内实在是欺负人，男的做医生做一辈子做到吴阶平好像也比不上开丰田皇冠车的司机烂仔，女的做医生做一辈子做到林巧稚好像也比不上穿露阴毛旗袍的涉外酒店服务员。所以顾爸爸通过一个台湾教授的介绍去了纽约，到了肯尼迪机场，兜里有二十块美金。刚到美国，医生当不成，还要吃饭，顾爸爸就当黑中医郎中。买了一盒银针，看了三天针灸书，八层报纸上扎了一天，自己胳膊上扎了一天，顾妈妈胳膊上扎了半天，然后就在纽约下城Boango oods听过露天音乐会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去超市买肉也是切好冻好在冷冻区放好的。之后实习，小白也出了名，和甘妍一样，被当住院医的师兄师姐们重视。如果病人总无理要求见老教授和大专家，就把表情凝如断山上半身如白板的甘妍带过去冒充。如果病人总无理要求继续治疗，病好了还赖着病床不出院，浪费国家医疗资源，就把小白带过来，告诉病人，顾大夫明天给你抽血，做骨髓穿刺和腰椎脊髓穿刺，还有血气试验，同时在病房里大声说：“顾大夫，你看看，咱们病房的局麻药是不是剩得不多了。”小白比起顾爸爸，按我老妈的话说，就是黄鼠狼下耗子，一拨不如一拨，一辈不如一辈，都这样。我的确不如我老妈，我不会说蒙古话，眼神里没有狼的影子，喝不动68度的套马杆酒，喝多了也不会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手举鞭儿向四方，哪里是我的家乡”。我们教授也总这样说，他们五八级的不如解放前毕业的，八零级的不如他们五八级的，我们九零级的不如八零级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辛荑。辛荑说，他爷爷最棒，最象日本人，解放前在满蒙上的日本军校，从初中开始，连上八年，中文基本忘了，动辄看见太阳就以为是日本旗帜流下眼泪，最无耻的论调是汉唐以后的中国文化精髓都在日本，中国早就异化忘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