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律按连排班设制，我还记得我是在四连一排三班，确实很好记，叫起来也很上口。不久，学校又成立红小兵营，校革命领导小组居然宣布我担任红小兵营的营长，并且还专门分配一间房间作为红小兵营部。这使我第一次领略到权力的魅力，我白天在营部向各连排发号施令，晚上在营部挑灯读《毛选》四卷，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三遍，做了几大本笔记。我那时候读《毛选》难免囫囵吞枣，但是《毛选》里准确浅白流畅生动的文风却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至今仍然还有影响。一到学校放假，我和几个红小兵连排干部就轮流住校值班，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路过学校，要进学校里的厕所解手，我把他拦在门口，请他多走一段路到公共厕所去解手。我当时铁面无私的行为就像那个苏维埃站岗的士兵拦住了忘记带证件的列宁同志。父亲不但没有恼火，反而向他的同事朋友津津乐道讲述这件事，夸我“斗私批修”十分彻底，可以做红色接班人。当了几年红小兵营长，使我积累不少当“第一把手”的经验，但是我显然也做了不少错事，比如组织红小兵到新村街口阻止一些郊区农民挑担叫卖时令蔬菜，名曰打击投机倒把等等。至今想来心里仍然沉重，非常内疚。我很快就小学“毕业”进了中学读初中，中学也是空空荡荡，中学应该叫二十三中，可是大家都叫二十三空，好像在叫一个空军部队的番号简称。新生也一样按连排班分配好，但是学校居然没有安排我担任任何一个级别的职务，甚至连什么生活委员之类二线闲职都不给。好歹也是营级干部，就这么一挪到底，这使我失落好几天，以至后来我对那些离开领导岗位的离退休干部的失落非常理解并报以深切的同情。那一段时间里，我像撂下重担一样浑身轻松，就一心一意在篮球场苦练，企图打进八一男子篮球队，终于个子没有突破一米八，只被学校篮球队召去，还是坐板凳的替补后卫。坐板凳的滋味真不好受，因为我在小学最后一年里，还作为主力队员帮我们那所名气不太大的小学夺得区小学篮球赛的冠军。过去的受宠和辉煌不再，让我失落也让我难受，更让我品尝到生活的滋味而不再张狂。这时候学校搞起了“教改”，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化学英语等等课程像掉队的羊一个个被牵回来。我的学习兴趣被点燃起来，尤其是作文课，不仅写大批判文章，还写什么记叙文，这更引起我的兴趣。有一次上语文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了我的一篇作文。使我心里涌起一阵一阵无法抑制的快感。我想我后来会埋头写小说，跟这些无法抑制的快感一定有关。学校里“教改”还没有进行多久，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全校范围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与此同时福州又诞生了新生事物——北峰分校，一时间各个中学都在远郊的北峰山上建立分校，报纸上称这是“上山下乡”的演习场。学校隔几个月就把各连排拉到分校去半农半读。开始还装模作样上点课，后来就渐渐松懈，变成了全天劳动，学生就想着各种办法请假回城。我的一个同学胃有毛病想请假回城，老师说要公社卫生院医生开证明才行，就派我陪他下山到公社卫生院看病，结果医生在诊断后面写道：“至于回城休息治疗，由学校决定”。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决定那一定是不准的。同学一路愁眉苦脸，在上山路上休息的时候，我取过病历再看，突然看见“由”字写得又草又稀，就掏出笔把“由”字改成“望”字，居然改得不露痕迹。回到分校之后，他把病历给老师看了，当晚就获准回城。第二天他背着行李下山，一脸的痛苦状，惟有见到我的时候挤了一下眼睛。十几年后我到一家报社当编辑，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编辑这一行，我说十六岁就开始干这一行了。从分校回城要先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到一个小镇，再搭乘班车进城，买一张车票要六毛钱。学校要求学生学习解放军“拉练”回城，行李扔到大卡车上运回城，学生一早就排着队步行回城，刚走的时候队伍还能像绳子一样蜿蜒山间小道，再走队伍就拖泥带水溃不成军，“飞毛腿”们遥遥先去，剩下大都是女学生和体弱者。我那时候因为心里暗暗喜欢班里一个女孩子，故意走错一段路绕到队伍后面，然后大步赶上队伍，一边讲述自己如何“倒霉”而走了冤枉路，一边见义勇为替女孩子背包。然后组织大家到公路上拦便车，拦了七八辆车都不肯停，我叫大家躲到路边的大岩石后面，又叫两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去拦车，果然一拦就停。就在两个女学生跳上驾驶室的同时，大家蜂拥而上爬进后车厢，又叫又喊说真像电影一样，然后一路高歌进城。两年的初中和两年的高中，就这么在学工学农学军和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中折腾完了。“高中毕业”后（这个高中毕业要打很多折扣），除了一小部分学生留城招工进厂，其他大部分学生按政策统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本来可以留城招工进厂当工人，但是我坚决要求去农村。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写小说，要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首先必须体验农村生活；第二个是我想把招工的机会让给我老弟，所以我是以一种庄严而又愉快的心情去农村的。“高中毕业”前的几个月里，学校就已经开始“上山下乡”动员和表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