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酸甘油，让父亲含在舌下，才缓解脱险。此后父亲才戒烟少酒，并且开始重练十八锦段功，坚持练了十几年，耳鸣腿疾肠胃不适等等小毛病都渐渐好了，但是烟酒的副作用仍然消除不了。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父亲的中风与他长期的抽烟喝酒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又是急性子，急性子而马虎还好办，偏偏他是个急性子而又认真的人，大事小事事事过问，做起事来又一丝不苟，不顺心就发脾气。有些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事，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和摆平，可是父亲却要左考虑右考虑，总要考虑得周密无缝，才找你摆开来从容细谈说个清楚。我感到父亲做事很累，老也松驰不下来，经常劝他小事马虎一些，特别是些家务琐事，可以不管，这样可以省心。父亲却厉声反问：“我不管谁管？你们做儿子的管吗？”急性子而又认真，使他觉得事事重要，所以他的心情总是沉重，很难轻松起来，更不会对一些小事大手一挥或者一笑了之。父亲的中风跟他的急性子有一定的关系。
父亲病倒以后，我把烟戒了。其实我抽烟并不多，大约三天才抽一包烟，因此经常遭受烟友嗤之以鼻：“你这也叫抽烟？”但是我断断续续已经抽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曾经戒烟十几次。促使我戒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父母亲的谆谆教导和妻子的唠唠叨叨；另一方面是医生的明确指示。但是每次戒烟后不久，我总是忍不住又抽上了。这一次在没有教导唠叨和指示的情况下，我抽完“万宝路”烟盒中最后一支烟，把烟盒连同打火机往垃圾桶里一扔，自觉与烟告别。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沧桑感，从沧桑感中又生发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仿佛父亲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中，我握紧接力棒奋力向前跑去。我不仅要承上启下，而且还要扶老养小，所以在这种重要的历史关头，我是决不能有一点麻烦，崇高的使命感促使我把烟彻底戒了。妻子很奇怪，问我怎么不抽烟了？我说不抽烟不是正合你的意思吗？你还奇怪什么？她更奇怪了，自言自语说：“男人也真是，你越强迫他戒烟，他越是不戒；你不管他了吧，他自己倒戒烟了。”她想了半天，似乎还琢磨出某些哲学上的意思来。那天我向一位从医的朋友讨教中风问题，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中风是遗传病。”这使我吓了一大跳，虽说我当时面无明显反映，似乎还说了几句俏皮话，但是回到家之后我却一直在极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溯源而上，发现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得过中风，这给了我巨大的不祥之感。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祖父正躺在床上睡觉，有隔壁邻居来向他借大木盆洗澡，这大木盆是放在床底下的，祖父翻身弯腰把大水盆拉出来，这用力一拉，当即出了问题。祖父中风了，那一年他也是六十六岁。
对祖父的过去，我知道的不多，所知道的情况，大都是听父亲和姑姑说的。祖父似乎是三十年代到上海的，当时他是一人先到上海的，祖母带着儿女仍然留在乡下老家。我的老家在长江入海处的北岸一个叫海门的地方，从海门坐篷船摇摇晃晃一天多时间就能到上海，所以城乡距离不算太大，也因此吸引着老家人成群结队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来淘金，祖父就是与他远房表兄一起到上海的。远房表兄有一手算盘功夫，在上海滩操练没有几年，就进了英国人办的洋行做事。有一天，洋行老板在喝下午茶时偶尔说起要找个管家，远房表兄就将我祖父介绍过去。一直到陈、粟大军打进上海，十几年来，我祖父一直在这家洋行里做管家。
洋行矗立在外滩上，傲视着黄浦江，这幢尖顶大厦和左邻右舍的几幢楼宇后来成了上海最有名气的地标。父亲有一个大旅行袋，右上角就印着这个地标。记得有一次祖父指着尖顶大厦对我们兄弟三个说：“我过去就在这里厢工作。”那时候我们觉得祖父很不得了，居然在那么有名的地方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祖父是在里面当管家，虽然管家叫得好听，其实只是管管洋行老板的生活，倒倒茶水擦擦桌子，专干这一类生活小事，没有什么大名堂，按照时下说法，充其量就是个生活秘书。
祖父是个本分人，长得端端正正，手脚又勤快，深得洋行老板的欢喜。有一件事，使洋行老板对我的祖父深为敬重。那是有一年夏天，洋行老板乘邮轮回英国去度假，大概是兴奋过度，竟然忘了锁办公桌中间的大抽屉，而且锁匙还挂在抽屉的锁眼里。第二天，祖父收拾办公桌的时候，无意拉开抽屉，满满的一抽屉英镑，新新的扎成一刀一刀的英镑。祖父惊得一愣一愣，但是他没有见钱眼开，更没有萌生动一动的念头。他合上抽屉又锁上锁，用抹布把锁匙包好，扔进墙角一人高的青瓷花瓶里。三个月以后，洋行老板从英国回来，祖父当着他的面，倒举起大花瓶倒出抹布包，取出锁匙交给他。洋行老板打开抽屉，见抽屉里的英镑丝纹未动。这下轮到洋行老板惊得一愣一愣，他惊叹祖父品行高贵心灵美，又惊叹祖父臂力过人。祖父早年练过武功，为乡间武林高手，举一个大花瓶，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祖父没有动那一抽屉的英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三个月的日日夜夜祖父有没有思想斗争哪怕“一闪念”？他的身份所给他提供的便利条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