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结论要由中央全会做出决定，那牵涉到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问题，不当下就能解决的。但对由部告密而引发的龙华烈士案，因其牵涉范围小得多，则可现在着手进行。为此，成立了由王稼祥、董必武、张浩、罗荣桓等人组成的调查组负责调查。按道理来说，罗荣桓现在是够不进入这个级别调查组的，但因罗章龙、黄理文在西北，为了调查取证便利，罗荣桓凭与赵振中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就被选中。
在赵振中等人的推动下，历史开始加速脱离原有轨迹，也提早开始了对内部的整顿，并向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的方向迈进。
就现在的西北来说，其对国内外各方势力采取了明显不同的策略：
对于苏联、日本、英国等过去侵略过或现在正侵略中国的列强，西北奉行的是对其坚决打击、决不妥协的政策。用赵振中的话说就是：“事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决无妥协可能！”
在国外，除了列强是西北现在或将来的敌人外，西北也有兰芳这样的盟。有扶持兰芳复国这样的关系在，等西北获得出海口后，兰芳也将成为西北抗战和收复领土中的一大助力。当然，这应该是在几年后的事情。
在国内，对于听命于莫斯科的，考虑到其将来有摆脱国际、苏联，真正站在中国立场的可能，加该党现在执行的政策确实也为国内底层民众考虑，西北对奉行的是有克制的“以邻为壑”策略。虽然眼下西北仍拒绝与有任何实质性的合作，但却也为将来独立自主的保留了合作的可能。
与对不同，西北对以老蒋为首的南京当局秉持的是“势不两立”的态度，坚决要将南京当局推翻。
自南京当局成立以来，就对外妥协退让，对内连年内战，惘顾民生，更无视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工业。甚至宋子文等人公然奉行“造不如买”的策略，国内所需的工业品大多靠从西方列强引进，把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这种做法不但打压了民族工商业，更使得皇亲国戚们大发横财，孔祥熙等人的腰包是翻了番的膨胀。
对于南京当局这种依赖于列强、代表着大买办势力、扎根在中国土壤的吸血寄生虫，西北方面是坚决要将其打倒的。这同样没有商量余地。
而对于南京当局治下的地方势力，根据其与南京当局关系远近以及地方势力所奉行的政策，西北也对其采取不同态度。
对那些依附于南京当局并以老蒋马首是瞻的地方势力，西北同样要将其打倒。而对阎锡山、刘湘等与老蒋不怎么对付的地方实力派，西北则采取不同的策略。
阎锡山虽然不改其山西土财主的本色，处处算计，甚至还曾有不少野心，但他却能依靠山西自己的力量建设各种工商业，并发展钢铁冶金、军工等关系到国防大事的重工业。哪怕阎锡山是为了自保，可他这些举措却是在增强国家和民族抵抗外侮的实力。
对于阎锡山这样能在几个鸡蛋跳舞的老滑头，西北在对其展示实力，震慑住其心中对西北的不良念头之外，还要对其提供一定帮助，使其能够感受到与西北合作的好处。这样才能使阎锡山的晋绥系在未来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赵振中此前同意运到包头的粮食给阎锡山三成的原因。
尽管粮食运输因绥远抗战在10月下旬被迫终止，可运到西北境内的已有31多万吨，而阎锡山也得到了近13万吨，这至少够晋绥军今后两年多的消耗。有了这样大的甜头，阎锡山自然乐意同西北方面合作。
实际，当在绥远抗战结束，阎锡山在了解了西北提供的装甲汽车所发挥的威力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西北帮助其按照西北标准训练至少一个师的兵力，并要求为该师装备36辆装甲汽车。在阎锡山看来，老蒋给中央军搞什么德械师，可晋绥军若能变成西北式的军队也不见得会比德械师差。
赵振中经过考虑后同意了阎锡山的要求，但同样提出了西北方面的要求：后套、套内自现在剩余的百多万灾民纳入西北管辖。
后套、套内在35年前原本灾民数量有3百多万，35年底前又迁入了几百万，后来大多跑到西北境内，现在剩余的也就百万左右。后套、套内属于蒙古王公的地盘，现在又有不少人跟德王闹独立，加水利失修也收不多少赋税，而阎锡山去年还鼓动南京用灾民坑西北，眼下西北提及套内灾民，心虚之下，阎锡山思量了半天，还是同意了赵振中的要求。
既然双方达成协议，阎锡山便按照西北的要求挑选了3万1到22岁的青年集中到套内接受人民军训练，而西北也着手转移安置后套和套内的灾民，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更进一步。
至于四川的刘湘，虽然因在川省内战多年，在内政建设不如阎锡山多多，可他知道顾念川省灾民，甚至宁可冒着南京当局指斥其“勾结民匪”的罪名，也要向西北转移灾民，给川省千万父老一条活路。仅凭这一点，赵振中就认为刘湘就大有可取之处。况且，在原本历史，刘湘可是为抗战做了很大贡献。因此，赵振中决定进一步推进西北与四川之间的关系。
在转移川省灾民到西北安置、为川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