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牢、枷锁，不断地被人观察和讥讽，对于这个据安病人来说，正是他的自由的要素。他因此而得到承认，而且他因外界许多人都与他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而心醉神迷。因此，他无法从直接感受到的这种现实中解脱出来。但是，解除了枷锁之后，周围人的冷漠和缄默束缚了他，使他那种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他在缄默中被释放，而陷于一种不被承认的、徒劳展示自己的真实中，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景观，甚至不再受到羞辱，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气扬。现在，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在诸妄时想像的化身而正是他本人。因为肉体束缚已被一种自由所取代，而这种自由几乎无异于孤独；诸妄与奚落的对话已被一种语言的独白所取代，而这种语言在他人的缄默中逐渐枯竭；整出狂妄与凌辱的表演被冷漠所取代。从此，他受到了比上牢和枷锁更真切的禁闭，完全成了自己的囚徒。他本人陷入越轨范畴，而其他人则与耻辱无关。其他人都变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罪恶感转移到内心。它向病人显示，他不过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蛊惑。敌对者的的面孔消失了。他不再感到观看者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关注，人们转移了观看的目标。其他人不过是在自己前进时不断后退的一个界限。虽然他被解除了枷锁，但是他现在被缄默带上了越轨和耻辱的枷锁。他感到自己受到惩罚，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无辜的迹象。虽然他摆脱了各种肉体惩罚，但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他的苦难曾是他的光荣，他的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
在文艺复来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相比之下，古典对期的拘留就是一种对语言的压制。但这种压制不是彻底的。语言没有真正被消除，而是接入各种事物中。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一种斗争的对话。现在，这种对话停止了。缄默笼罩着一切。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对渡委的语言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因为诱委并不是与理性进行对话时的一个片断，它根本不是语言。在一种最终沉默的意识中，它仅仅表示一种越轨。而且只有在这一点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种共同语言，因为它将成为一种公认的罪状。“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脚踢后，他主动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沉默不语是疯人院生活的一个基本结构，它与忏悔时的彻底坦白相辅相成。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谨慎地恢复语言交流，或者说，重新开始倾听这种已经被磨损成独白的语言时，他听到的总是那些关于越轨违戒的套话。对此我们何必大惊小怪呢？在这种年深日久的缄默中，越轨违戒的主题已经控制了言语的源头本身。
2镜象认识。在图克的休养院里，疯人受到观察，而且他知道自已被观察。但是这种直接观察只能使疯癫间接地了解自己，除此之外，疯癫无法直接把握自己的性状。但是，在皮内尔那里，观察仅仅在疯癫所限定的空间内而不在其表面或其外部界限之外进行。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又是绝对的观看主体。
“有三个精神错乱的人，都自以为是国王，都自称是路易十六。有一天，他们为君王的权利争吵起来，各不相让，有点动火。看护走近其中一个，将他拉到一边问：‘你为什么和那两个显然疯疯癫癫的人争论？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路易十六吗？’受到这番恭维后，这个疯人高傲地瞥了那两个人一眼，便立刻退出争吵。同样的花招在第二个病人身上也发挥了作用。争吵顿时便烟消云散了。”这是第一阶段，即狂想亢奋的自傲阶段。疯癫得以观察自己，但却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它在他人身上表现为一种无根据的要求，换言之，表现出一种荒谬。但是，在这种谴责他人的观察中，疯人确认了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指委的正当性。狂妄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只有在客体对象中才能被认识，而在主体中完全被掩盖住了。主体成为直接的真理代表和绝对的裁决者：自我陶醉的权威痛斥和剥夺他人虚假的权威，从而肯定自己设想的正确无误。作为纯粹的指妄，疯癫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作为彻底的无意识状态，它却被全盘接受下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镜子作为一个合作者，成为一个消解神话的工具。在比塞特尔，还有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病人。他总是“居高；陶下地以命令的口吻”说话。有一天，当他稍稍平静下来，看护走近他，问他，如果他是一位君主，为什么不结束对自己的拘留？为什么还和各种病人混在一起？从此，看护每天都提同样的问题，“他一点点地使病人看到自己装腔作势的荒谬，并指点他看另一个疯人，后者也一直认为自己拥有最高权力，因而成为一个笑柄。开始，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震惊，后来便对自己的君主头衔产生怀疑，最后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痴人说梦。这种出人意料的道德转变仅用了两个星期。经过几个月的考验，这位病人康复回家，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这个阶段是妄想消沉的自卑阶段。由于疯人自以为与谁妄的对象同一，就像照镜子一样，他在这种疯癫中认识了自己，因为这种疯癫的荒谬性是他早已斥责过的。他的坚实的权威主体在这种他所接受的、因而丧失神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