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抱怨：有一个人给莫尔帕写信，信上怒气冲冲，因为他“被强迫与疯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疯人十分狂暴，我每时每刻都有遭到他们凌辱的危险”；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贝里耶总监发出同样的抱怨：“9个月来，我一直被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与15个或20个胡言乱语的疯人、各种癫痛患者挤在一起。quot;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反对禁闭的抗议呼声愈益强烈。疯癫渐渐地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他们的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终于，米拉波认识到，这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地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专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这种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就在禁闭的心脏，在理性狂欢之地，反对现行政权、反对家庭、反对教会的斗争继续进行着。而疯癫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惩罚权力，它有效地产生一种补充惩罚的作用，在教养院的统一惩罚中，这种补充的折磨有助于维持秩序。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在向乞丐问题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quot;对癫病病人和教养院其他病人，甚至对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们放到疯人中间。quot;这种做法的丑恶完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体现了禁闭的残酷真相，是禁闭中最恶劣的消极工具。在18世纪有关禁闭的全部文献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事实，即住在教养院中的人必然会疯癫，不也体现了这一点吗？如果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谱妄世界中，被横行无阻的非理性所裹挟，那么在这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加入这个世界的活标本的行列中呢？我观察到，被禁闭在教养院和国家监狱中的精神错乱者大多都是如此，在国家监狱中因受到极度虐待而精神错乱，在教养院中因被单独囚禁、持续不断地被一种痛苦的幻觉所折磨而精神错乱。quot;
囚徒中存在着疯人，这一点并不是说明禁闭的丑恶极限，而是体现了禁闭的真相，不是禁闭的滥用，而是反映了禁闭的实质。18世纪发起的反禁闭论战的确涉及到将疯人和正常人强制混杂的做法，但是它没有涉及到被公认为理所当然的疯癫与禁闭的基本关系。自称“人类之友”的老米拉波（Mirabeau）激烈地抨击禁闭也严厉地斥责被禁闭者本身；在他看来，被禁闭在quot;著名的国家监狱quot;中的人没有一个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不应把他放在这些昂贵的机构里，因为他在那里只是苟延残喘，虚度光阴。为什么要禁闭quot;那些卖笑的姑娘？如果把她们送到外省工场，她们会成为劳动妇女quot;。为什么要禁闭quot;那些流氓无赖？他们只是等待着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只能使他们上绞架。为什么不用这些带着脚镣的人去做那些可能对自由劳动者有害的工作？他们将会成为一种做戒的样板。......quot;一旦这些人被全部送走，在禁闭所里还留下什么人呢？留下的是无法在其它地方安置的、确应留下的人：quot;某些不宜公布罪行的政治犯quot;，以及quot;那些因放荡而挥霍了毕生劳动成果的老人--他们奢望能死在医院里，因而平静地来到这里quot;。最后还有疯人。他们需要有个能撒泼打滚的窝，quot;这最后一种人在哪儿也一样地活quot;。小米拉波的论证则恰恰相反：quot;无论谁想证明在城堡、教养院和国家监狱中，政治犯、流氓、自由思想者、疯人和堕落的老人构成大多数，或者构成其成分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我都要郑重地予以驳斥。quot;在他看来，禁闭的丑恶不在于将疯人与罪犯混杂在一起，而在于他们加起来也没有构成被禁闭者的核心部分。那么什么人能抱怨自已被迫与罪犯混杂在一起了呢？不是那些永远丧失理智的人，而是那些在年轻时代放荡不羁的人：quot;我要问，......为什么要把流氓无赖与自由思想者混杂在一起？......我要问，为什么让有危险倾向的青年与那些能迅速将他们引入极端堕落的人混在一起少...最后，如果将自由思想者与流氓混杂的现象确实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臭名昭著的恶劣做法来使我们犯下引导人们犯罪这种最卑鄙无耻的罪行？quot;至于疯人，他们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呢？他们没有理性，不得不被禁闭起来，他们不明书理，无法不令人厌恶。quot;必须将丧失理性的人藏在社会看不到的地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quot;
我们看到，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运作的。它不是沿着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让人们对精神错乱者投入更多的仁爱或医学关注。相反，它使疯癫比以前更紧密地与禁闭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