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巴黎总医院创立时，其意图首先是制止行乞，而不是给被拘留者提供某种职业。但是，科尔伯似乎与当时某些英国人一样，把劳动自救视为一项消除失业的措施和一种对制造业发展的刺激。在外省，监理们都以为慈善院有某种经济意义。“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都必须在工作日干活。这样才能避免万恶之源——游手好闲，同时也使他们习惯于诚实的劳动，并能挣得维持生活的一部分衣食。”
有时候，甚至做出某些安排，允许私人企业家使用收容院的人力来为他们牟利。譬如，根据1708年的一项协议，某企业家应向蒂勒的慈善院提供羊毛、肥皂和煤，而该院则以梳纺好的羊毛作为回报。其利润由该企业家和该院分享。在巴黎，人们甚至几次试图把总医院的建筑改造成工厂。如果1790年的一部匿名《回忆录》的内容属实的话，那么，在皮梯耶，曾经试着生产quot;各种能向首都提供的产品quot;；最后，quot;万般无奈，只得生产成本最低的一种花边绦带quot;。在其他地方，这种努力也同样很少收到成效。在比塞特尔曾做了各种尝试：生产细线和粗绳，磨光镜面等。尤其著名的是1781年尝试的quot;大井quot;，即用囚徒代替马来车水，几组囚徒从早晨五点轮流干到晚上八点。quot;人们出于什么理由决定安排这种不可思议的工作？是为了节约还是仅仅为了让囚徒忙碌？如果出于后一种考虑，让他们从事既有益于他们又有益于医院的工作不是更好吗？如果是为了节约，我们难以理解。quot;在整个18世纪，科尔伯想赋予总医院的那种经济意义愈益减弱了。这个强制劳动中心日益变为游手好闲的特权场所。大革命时期的人会一再质问：quot;是什么造成了比塞特尔的混乱？quot;他们也会提供17世纪已经给出的答案：quot;是游手好闲。消除它的手段是什么？是工作。quot;
古典时期以一种含混的态度来使用禁闭，使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被用于吸收失业，至少消除其最明显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在成本可能变得太高时，它被用于控制成本。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成本交替发生作用。但是，从结果上看，禁闭所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人们所期待的双重作用。如果它们吸收了失业者，这主要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贫困，以避免造成恶劣的社会或政治后果的骚动。但是当失业者被赶进强制劳动车间时，邻近地区或类似地区的失业就会激增。至于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也只能是虚假的，因为按照禁闭本身的费用来计算，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制造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如果单纯按照禁闭所的实用价值来衡量，那么禁闭所的创立应视为一种失败。在19世纪初，作为穷人收容中心和穷人监狱，它们在欧洲普遍消失了。这就证明了它们的彻底失败，表明它们是工业化初期很笨拙地提出的一种暂时性的、无效的救治措施和社会防范措施。然而，正是在这种失败中，古典时期进行了一项不可约减的实验。今天看来是某种生产与成本的拙劣的辩证关系，在当时则具有其现实意义，即包括着某种劳动伦理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经济机制的困境变得无足轻重，反而有利于肯定某种价值。
在工业世界的这个最初阶段，劳动似乎同它将引起的问题毫无关联；相反，它被视为一种消除各种贫困的通用办法，一剂万应灵药。劳动和贫困被置于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和反比例关系中。按照古典时期的解释，劳动所具有的消除贫困的力量和特点，与其说是源于其生产能力，不如说更多地源于某种道德魅力。劳动的效力之所以被承认，是因为它以某种道德升华为基础。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就把劳动视为一种苦修，指望它具有赎罪的力量。不是某种自然法则，而是某种诅咒的效力迫使人们劳动。如果人类游手好闲，致使大地沉睡不醒、不结果实，那么大地是没有罪过的。“土地没有罪过。如果它受到咒骂，那是耕作它的堕落的人造成的。除非投入力量和持续不断地劳动，否则不可能从它那里获得果实，尤其是最必需的果实。
劳动的义务与任何对自然的信念毫无关联；甚至与那种模糊地相信土地会报答人的劳动的信念也无关系。天主教思想家以及新教徒们经常重复的主题是，劳动并不产生自己的果实。加尔文（Calvin）告诫说：quot;我们绝不可认为，如果人们警觉而灵巧，如果人们忠实地履行了义务，那么人们就能使自己的土地物产丰富。统治万物的乃是上帝的恩惠。quot;如果上帝不以无限的仁慈插手其中的话，劳动会无所收获。对此，鲍须埃（Bossuet）也予以承认：quot;我们对劳动后的丰收和独特果实的希望，每时每刻都可能落空。我们指靠着变化无常的上天发慈悲，普降甘露滋润禾苗。quot;如果没有上帝的特殊恩惠，大自然绝不必然给劳动以回报。尽管如此，不可靠的劳动依然是十分严格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综合体，而是道德综合体。穷人不想quot;折磨土地quot;，而是坐等上帝的帮助，因为上帝曾允诺供养天L的飞禽。这种穷人是在违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