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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我爹呀。”
“可……可是他是个犯死罪的人!”
“他没杀人没放火，犯的是谁的死罪?你心里可明白了，他不是犯死罪的人。”
朴同志楞了：“我心里怎么明白?”
“你明白。”葡萄把这三个字咬得很痛。
“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死罪。”
“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朴同志真不知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拿出烟来抽，两手浑身乱摸。“啪”的一声，他的打火机过来了。他看看葡萄大大的手，长长的手指把打火机往他面前又推一下。他可让她害苦了，把一个生死闸把交在他手心。他不知自己下一秒钟会不会跳起脚冲出屋，站到院子里大喊：“来人呐!抓逃犯呐!……”
他又清楚自己是多么没用的人，假如刚听到她说这事的时候没趁着意外、刺激、惊吓跳起来去喊，往后喊是很难的。他一喊不仅出卖一条性命；他要出卖两条——这个浑头浑脑的王葡萄不久他就看不见了。
他是不能看不见她的。三个月他在外头开会、调查、斗争，回来见到她，就感觉安全了。外面总是凶险，斗来斗去，一句话说得大意，就会给斗进去。他是个马虎惯了的人，常说马虎话，只想博人一场哄堂大笑，可是人们笑过之后他觉出不妙来，觉出紧张来。他变成一个每句话说三遍的人：头一遍在心里说，第二遍用嘴说，第三遍是用记忆说，检查嘴巴说出去的哪个字不妥。说了三遍的一句话，落在人群里，他还是发现不妥。就象他走路行事，无论他怎样仔细，天天挂烂衣服踩湿鞋，天天看见身上有碰伤的绿紫青蓝，想不起什么时候碰痛过。
每回他惊心动魄地回到葡萄的院里，看见她拉开门栓，淡笑一下就扭头下台阶，让他跟在后面下来，免得又踩错哪一脚，他就觉得安全了。葡萄这里全是见惯不惊的，大事化小的。她三十四岁，象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象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只要把门栓一插，她这院子就是她的，就安全。
这下她的院子不安全了。她揣着一颗定时炸弹哩。
揣着一个定时炸弹，她还能这样安全，他实在懂不了她是怎么回事。她讲着他公爹如何生病，她怎样给他求医，而他听一小半漏一大半。等她停了，不讲了，他又来追问那些漏听的。他太魂飞魄散了。有一点他弄明白了：叫挺的男孩是这桩事情的牺牲。
他突然问：“你和你儿子的父亲，很相爱吗？感情很深吗?”
葡萄看着他。这是什么话呢? 这成唱歌了。她的笑把他打趣了。
他想那一定是很象歌的。他发现有头有尾的男女故事全一模一样，至少结尾一样。他和葡萄的事也就好在没头没尾。
他和葡萄当然是没事的。他又不疯，去和一个乡下女人有什么事。
他想总有一天葡萄的一生要成一个大故事。也许是很短的一生，只有三十来岁。这故事他不写也会有人写。就是只写到她三十四岁，也够大了。这么好的三十四岁，谁来了结它?是他? 他趁她回屋去睡觉，悄悄走过院子，摸黑爬上台阶，贼似的拉开门栓，跑到四清工作队长家，让他赶快领人来包围这个让他舒适、安全的小院子，捉走他喜爱的葡萄和地窖里的逃犯?
他不行。干不了这事。
朴同志不知道葡萄比他更早明白他干不了这事。从他一进这院子，你来我去的几句碎话儿瞥眼光，她就知道他是谁了。再就是从他的书，他的身世里，她比他自己都知道他是谁。他是那种掂着人家性命不轻易撒手的人。
他抽了一夜烟，鸡叫时打好行李。就是对葡萄的秘密作聋作哑，他也得搬到别处住去。他被迫做了知情者，他不能再被迫做个合谋。
他得等天亮再走。不然话不好说，一院子关着一男一女，还都孤的孤寡的寡，冷不丁一个人半夜卷了铺盖，那不是叫另一个打出门去的?
他听见葡萄起身了，去院子里放鸡，又舀了水去厨房烧。他每天都有热水洗脸，还有一缸子热茶。他看看表，五点半，他拎着行李卷走到院里。
葡萄从厨房出来，马上就乐了。她指着他的行李卷说：“你这铺盖卷拎不到门口，就得散。”
他看看，她说得没错。
“搁下。”
他搁下了。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他左伸一下手、右伸一下手，都伸错了时候、伸错了地方，不帮忙反而碍事。
“给你做了点干鱼。你拿上吧。”
他跟她去了厨房。
“俺们这儿的人吃不懂鱼。我也才学会吃。吃惯了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