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布置都以简朴为原则，摒绝一切奢华的摆设。现在，马士英在办公用的翘头书案前坐下来，一边接过仆役奉上来的一杯热茶，一边随手翻阅着昨夜刚刚处置完毕的几件公事。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窗外起了响动，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咳嗽声，和短暂的谈话声，变得越来越频繁。凭着声响，马士英知道姜曰广到了，王铎也到了。不过，他并不打算出去同他们见面。因为一来彼此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没有什么闲话可说；二来，以马士英目前的地位，也自觉没有主动同对方客套的必要。于是，他依旧坐着，继续翻阅公事。渐渐，外面的声响稀疏下去，并且平息了。看来，人们已经各就各位，开始一天的办公。马士英停止了翻阅，把手中的公事归拢了一下，吩咐手下的仆役给制敕房送过去。然后，他把茶杯拿在手里，重新站了起来。
由于向朝廷荐举阮大铖的奏章迟迟不见发下来，现在马士英多少有点心神不定。事实上，前些日子他之所以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就是考虑这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阮大铖与一般被革职罢官的“废员”不同，他是一个列入了“逆案”的人。而“逆案”又是已故崇祯皇帝“钦定”的。凭着这一条，东林方面便有足够强硬的理由加以反对；自己这一方，除了解释说当初搞错了，阮大铖是受了冤枉之外，很难拿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偏偏阮大铖其实又并非那么干净，这就使事情变得颇为难办。如果说，在拥立福王的较量中，由于自己祭出了“祖宗家法”这个法宝，从而争取到了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东林方面某些人的支持，使史可法、姜曰广等人陷于被动和软弱的地位，终于大获全胜的话，那么，面对阮大铖这件难题，顺逆之势就刚好倒过来。闹不好，自己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最明显的迹象是，前两天，当他私下里拿这件事去征询韩赞周时，那位在拥立福王期间，曾经坚决站在自己这边的太监头儿，竟然变得支支吾吾，不置可否。韩赞周如今被正式委任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拥有代皇帝批阅奏章的极大权力。那么，会不会由于他的缘故，使皇帝也感到阮大铖的起用关涉颇大，因而对马士英的上疏来个“留中不发”？要是这样，事情可就更加不好办了。但如果拖下去，阮大铖势必认定自己不肯出力，愈加会像催命鬼似的上门纠缠，把自己闹得一天到晚不得安宁。正是这种左右为难的困扰，把马士英弄得心烦意躁，以至窗外的过道里分明响起了轻而急的脚步声，他都几乎没有觉察到……
然而，他终于站住了，而且迅速地转过身去，向着门口。这时，帘子已经被人掀开，露出了一个明亮的洞隙。接着，典籍官那张红堂堂的胖脸出现了。他手中捧着一个黄缎方匣，后面还跟着一名小太监。马士英不觉心神一振，知道奏章发下来了。但是，由于吃不准其中是否有自己那份上疏，又有点心慌。不过他仍旧定一定神，一声不响地等候着。
典籍官照例双手把方匣子放到马士英的书案上，然后行了一个礼，躬身退了出去。这时候，异常的情形出现了——跟在后面的那个小太监有意站着不动。直到典籍官的脚步声消失了之后，他才转动着脑袋，四下里瞅了瞅，看清屋子里没有别的人，他便走近来，小声对马士英说：“田爷命小的拜上阁老大人，说那件事他已奏明万岁爷。万岁爷说：‘既是当初冤枉定案的，与他开复便了！’田爷请阁老大人即速拟旨呈进，以便批发。”
小太监所说的“田爷”，就是太监田成。此人当初跟着福王逃难南来，算是“从龙”有功。福王当上了皇帝之后，对他也就颇为信用。又由于他在逃难期间，穷得要死，马士英、阮大铖瞅准了机会，很送了他一笔银子，所以此后彼此就拉得很紧。前两日，马士英在韩赞周那里碰了钉子之后，便改走田成的门道，请他在宫里相机配合。如今，听了小太监的传话，马士英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顿时放了下来。他连忙点点头，说：
“替我拜上田公，就说知道了。改日当面再谢他。本阁这便拟旨。”
等小太监走了之后，马士英走到书案前，放下茶杯，动手揭去木匣的封皮，从里面的一叠奏本中，先拣出自己的那份上疏，发现已经被朱笔点了一个记号，他便重新坐下，往椅背上一靠，把上疏展开来，从头到尾又细看了一遍，觉得文从字顺，言简意赅。他略一思索，随即放下奏疏，拿过一张阁票，兴冲冲地掂起那支鸡狼小楷湖笔，在雕着盘花图案的砚台上饱蘸了墨，打算写出批准的意见。然而，心念忽然微微一动，觉得有点不妥，不由得停笔沉吟起来。
无疑，到了明代后期，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和权势较之前期，虽然已经大为提高，甚至被人们称为“当朝宰相”。但他们的职能，仍然只限于替皇帝草拟旨文，而无权对各部衙门直接发号施令。按照制度，凡属官员的升降任免事宜，都必须经由吏部去处理执行。而吏部目前掌握在东林派中坚张慎言和吕大器的手里。马士英想起用阮大铖，光是他们那一关就很难通过。唯一的办法只能请出皇帝的权威，硬压下去。本来，甚至连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按照内阁办事的惯例，票拟的审定权集中在首辅身上，马士英作为次辅，只能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