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迭追问。
也就是到了这时，顾杲的神色才缓和下来。他把长鼻子转向朋友，平静地说：“正是。眼下留都立君之局已定，弟再留无益，是以打算束装归里，以慰双亲悬念。只是与兄一别二载，今日幸得相会，弟却未能奉陪，甚觉歉疚，唯有在此谢过了！”说完，深深作了一揖。
黄宗羲迟迟疑疑地回着礼。“怎么，闹了半天，原来他反倒是打算撒手不管，一走了之？当此社稷危倾之际，身为仁人君子，又岂可畏死逃责，自弃所求？”他不以为然地想，口气随之变得严峻起来：
“子方，你说的可是实话？你当真要回无锡？”
“……”
“莫非兄以为，眼下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别的？”顾杲望了望朋友，随即又移开了眼睛，神情显得有点激动，“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别的可做？”
“怎么会没有？”黄宗羲反驳说，“眼下神京不幸陷于贼手，可大江南北仍是我大明的天下，元气未竭，民心可用，兼以迎立之议已成，新君不日便可即位。此正是我志士仁人戮力同心，匡扶社稷，扫灭流寇，再整乾坤之时，又怎会无事可为？”
顾杲冷笑一声，恶意地说：“兄以为，只须立了新君，江南就靠得住，大明就能中兴么？或者以为，只须我东林、复社戮力同心，就能扫灭流寇、光复神京？依弟看，这全是做梦！适才在书坊里，朝宗、淡心、次尾他们一个劲儿起哄，还有定生，说得煞有介事，其实统统是做梦！”
“啊，做梦？”
“哼，北都所以有今日之变，是因圣上昏庸么？是因百姓贪乱么？都不是！皆因我朝二百七十年间，种种弊端苛政，已至积重难返。非厉行改革，不足以图存。唯是先帝在位十七载，宵衣旰食，欲谋社稷之安，却独不以改革为急务，遂致国事大坏，终不可救。时至今日，诸君子纵有改弦更张之想，到底还有什么用！譬如广厦巨舟，当其飘摇风雨之际，不急图抢救，及至倾覆过半，裹伤逃死尚且不暇，复有何改革之可言？而不行改革，却谓恢复不远，中兴可期，岂非痴人说梦！”
“可是……”
“兄听我说！”顾杲粗暴地挥了一下手，“若问先帝励精图治，何以改革终不能行？此无他，皆因先帝虽知东林为君子，却因所依附者不纯为君子而疑之；虽知攻东林者为小人，却以其可以牵制东林而参用之，卒至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故迨及国变，终无改革之心，亦无主持之人，此君子、小人两立之大害也！若谓南都新立，未尝不是改弦易辙之机，唯是东林当道诸公，全不以先朝为鉴，竟慑于拥‘福’派之气焰，改立桂藩，更将此举商之于马瑶草！马瑶草是什么东西？阮胡子的一个死党！十足的奸险小人！今后朝政，竟容此辈掺和，试问还有什么指望？又有什么可为！”
顾杲大声地、咬牙切齿地说着，神情是那样激愤，目光是那样痛苦。看来，他对于当前的局势确实已经根本绝望，他之决定归隐乡里，也是无法改变的了。
黄宗羲不由得沉默下来。不错，在得知朋友并非打算寻死，而是试图一走了之的当儿，他确实大为反感。然而，顾杲这一番尖锐得近乎刺耳的分析，却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事实上，老朋友的不少看法，包括其中说到的许多话，都是黄宗羲平日所想到、并且经常提出来同对方讨论的。有一些，简直就是出于黄宗羲自己口中的原话。然而，最近这些天来，由于某种复杂的、混乱的、说不清的原因，他却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不愿意深入地去想它。如今，由朋友之口毫不容情地指出来，使他像被一下子扯掉了蒙在眼前的黑布，对时局再也无法不加以正视了。
“倘使兄必定要走，”终于，他沮丧地低声说，“那就走吧。趁早走了，或许还能免于到时玉石俱焚！”
顾杲正挑衅地盯着朋友，分明在心里憋足了劲，准备迎接必然爆发的激烈争论。听了这句话，他怔了一下，兴奋的神态消失了。他收回视线，默默转过身，在屋子里走了几步，随即站住，悻悻然问：
“既然如此，兄为何不走？”
黄宗羲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弟不走。”
“为什么？”
“弟不能走。”
“有什么不能？”顾杲突然跺了一下脚，愤怒地大嚷起来，“啊，有什么不能？你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既然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当一回事，既然他们……”
“可贤契乃东林之后！”一个严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黄宗羲愕然回过头去，发现门槛外，站着一位脸孔瘦小，却须发蓬然的长者，正用那双黑中带绿的眼睛，从浓密的眉毛下直望着顾杲。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周镳已经闻声来到了。
“当初，”周镳跨进门槛，继续说，“二位贤契之先人生逢朝政浊乱，纲纪倒置之世，为谋社稷之安，曾不惜以颈血一溅权奸，终致沉冤诏狱。幸赖大行皇帝英睿神武，诛戮客、魏，穷治阉党，为东林昭雪表旌，我辈君子方能有今日。目下国难方殷，君仇未复，莫非贤契竟忘却先人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