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一年以前，他或许可以问心无愧地这样大声疾呼。可是如今，他替父亲奔走求告，请求调离剿“贼”的前线襄阳，在别人眼中，又何尝不是贪生怕死的行为呢！
“以往建虏数度入寇，蹂躏京师，而终于不敢久留，全仗山海关遏制其后。而松山、锦州乃是山海关之屏障，二城一旦不守，虏骑便可直逼关前，倘有不测，京师岌岌可危了！”熊明遇继续说。
“难道驰援诸镇当中，竟无一忠义敢死之人，肯奋然而前，直撄犬羊之锋，以解松山之危乎？”冒襄终于还是忍不住，忧形于色地问了一句。
熊明遇望了冒襄一眼，又没有作声。因为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令他无从解说。此外，他还不完全同意冒襄的说法，似乎松山陷落之最终不可挽回，责任就在驰援诸镇。熊明遇明白，造成这场惨败的原因和背景要复杂得多。譬如说，当初如果不是皇上密诏洪承畴速战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兵部也不一再催战，而是坚持洪承畴最初采取的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的方略，形势可能就会大不相同。现在到了主力精兵全军覆没以后，再让驰援诸镇以羸弱之师，去进击建虏乘胜之众，正不啻驱群羊入于虎口，除了徒然送死之外，其实无济于事。不过，这已经关涉军事机密，而且直接触及皇上的个人威信，熊明遇觉得不便，也不敢同这位年轻士子深谈下去。所以，他只是含糊地摇摇头，就把话题从松山的战事移开了。
“建虏固然可虑，但本朝心腹之患，只怕实在流寇。”他慢吞吞地说，胖圆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虑神色。像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的看法那样，在熊明遇的心底里，其实觉得关外的清兵虽然可怕，至少还可以通过议和输款，求得一个时期的苟安。但是，面对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却感到束手无策。不管是用“剿”还是用“抚”的办法，都已经越来越不奏效。农民军就像一股刚猛无情、飘忽不定的旋风，冲决一切，扫荡一切，正在从王朝大厦赖以矗立的最底一层，也是最根本的一层的基础上，不折不挠地破坏着、轰击着，使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也已经很分明地感到大地的剧烈震动，听到殿基塌陷、梁柱摧折的可怕声响，以致心惊肉跳，再也无法安枕。事实上，自上一年以来，位于河南的重镇开封，就一直受到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的猛烈进攻，几乎失陷。现在李自成虽然暂时解围而去，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卷土重来。至于以张献忠为首的另一支农民军，则同革里眼、左金王等部联合起来，正在凤阳府境内横冲直撞，摧州陷县，杀死守官。最近一次，竟攻下了离南京不远的盱眙。他们的图谋已经很清楚，就是准备打过江南来。现在熊明遇虽然一面全力防备，但另一面却不知道明早一觉醒来，周围的世界是否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这样一种焦虑，近日来把熊明遇弄得不寒而栗，苦恼不堪。他犹疑了一下，终于压低声音问：
“贤侄，依你之见，大明中兴，尚有希望否？”
“哦，老伯是说——”
“嗯，嗯！”熊明遇不等冒襄说完，就急急忙忙地点着头，还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害怕他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似的。
冒襄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老伯所虑，小侄亦曾想来。只是浅陋之见，恐怕……”
“哎，贤侄只管直抒所见。”
“是！”冒襄应诺着。他低下头去，沉默了片刻，这才开口：“小侄冒昧胡言，请老伯指教。时至今日，此事只怕已在两可之数！”他顿了顿，似乎要增加这句判断的分量，“其间大患，自然在于建虏与流寇。建虏自天启元年以来，以沈阳为巢穴，内修制度，外行侵伐，十余年间，已骎骎然雄有辽东以北广袤之地；且东降朝鲜，西收蒙古，羽翼之势已成。彼对我朝佯示就抚之意，实则鹰扬虎视，无日不图南进。天启七年至于今，已三度入寇，京畿以及燕、赵、齐、鲁之地，悉遭蹂躏，杀掠极惨。如今更举倾国之师，专攻松、锦，其意在夺取山海关甚明。山海关为京师门户，虎狼之心，意欲何为，实已昭然若揭！至于流寇，崇祯元年，贼众不过万数，地不出陕西一境，而且各股不相隶属；七年之后，已经居然拥众二三十万，扰地遍及秦、晋、川、楚，然官军尚能制之。尔后凶岁连年，饥民大起，兼之朝廷剿抚之策不定，遂致贼势蹶而复振，日渐坐大，竟成今日难以制御之局面。且闯、献二贼，尤为悍猾而强，狂悖之志，曾不下于建虏，令人可惊可虑。况且——”冒襄说到这里，微微叹了一口气，“自古以来，未有国乱于内而能攘夷狄于外者。时至今日，国势之危殆，实为历代所罕见。朝廷倘不急图良策，中兴之业，只恐终难有望！”
冒襄说完了。他谦恭地垂下头，等待主人的指教。但是熊明遇却呆呆地坐着，老半天不作声。不错，这一番话的内容，他也曾经零零碎碎地想到过，可是此刻从这位年轻士子的口中，用如此清晰尖锐的语言说出来，仍然使他的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有片刻工夫，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一幅国破家亡的可怖图景：京师的城门纷纷失守，紫禁城里外燃起冲天大火，禁卫军和内侍作鸟兽散。皇上横刀殉国，百官或死或走或降。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