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威力。“我没岁数。”我磨磨蹭蹭想了这么个词。
最让我气的是半腚腚，只要逮住我就审：“告爷，你到底多大？”“爷八十啦。”“告爷，你多大么。”我答：“我现在正迷糊呢。”再等和村里老乡熟络了，男女老少谁再问我，我或者说愿十几都成，或者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根本没岁数。如果万一碰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就主动请他批给我一个岁数。村里老乡询问我多大了，就像把冻脚丫子放在热水盆里，舒舒服服让他们问了三年。只有地主景山在井台边问我：“小侉子，十几啦？”“十二，”我冲口而出。
……
此刻，我有些不确定地看了江老师一眼，他在我眼里已然是一尊走动的，为悲愤建造的塑像，此刻，他朝我的桌前走来。我忙不迭地赶紧填上十八岁。
我把简历表递给了江老师，他背抄手不接，让我放到讲台上。
正当同学们陆续交表的时候，郝老师走了进来：“几句话，几句话。”他跟江老师打招呼。
郝老师走上讲台做劳动总结。他在表扬我一马当先跳入腌菜池的同时又批判我身上散发着一种“英雄主义”的小布尔乔亚气息要不得，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注意到郝老师讲到这里时，江老师冷冷地拍了两下巴掌。
……
东风盯着我吹，西风也盯着我吹。一个晚自习下来，我就觉得粉粉婶说的乌鸦混进了凤凰队的话很精辟，同时想到忘了给福儿奶奶买胺茶碱，要不让粉粉婶捎回去有多好。
去江老师家补习数学，一如当年被工作组押送到友仁医学院供应室洗刷针管药瓶，认定是无法反抗的事。我明白徒劳指的正是挣扎。
当天，下了晚自习课，我直奔江老师家。
到了门口，我狠狠地跺了跺脚，然后重重地敲门。江老师把门打开，我走了进去，桌子上摊着一堆东西，只有一把椅子，江老师把门关好，见我站着，指了指椅子，示意我坐下，他自己转身倒了杯水，喝了两口，双手捂着热杯子坐在了床尾。
椅子原来是朝里斜的，我把它朝外斜，坐下后，我的整个身子朝着堆满书籍的屋角，几乎背对着江老师。有那么一刻，屋子好似无人，我抱着罚坐的心态干坐着，坐着坐着就坐出禅来，倒不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机会主义心态，而是见江老师也那么干坐着，彼此一彼此，我就坐定了，既看到桌前的墙上有诗一首，又看到放在桌子上的那杆钢笔和我爸爸给我的那杆笔一模一样，都是枣红色的英雄100金笔。再等脑袋缓缓地空静下来，抬头又去读那诗：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朗朗上口的最次的也是民间文学，何况工工整整誊录下来，贴在墙上。人的有心，有志，有叹，咋样个表现都一般，可在数学老师，特别是在阿尔巴尼亚家里就挺不一般的了——居然有诗！我甩了两下小抓鬏，又读了读，说强了，囫囵吞了枣，说白了，闹不明白这诗说的是什么。
江老师很威严地嗯了一声，我赶紧缩回脖子，端起肩，两手老老实实放在小腹上，眉眼低下，回到老实。“你知道教你这样的学生是我的奇耻大辱吗？奇耻大辱四个字你懂吗？”江老师很耐心地询问着。“我是研究数论的！数论，数学领域中的理论皇冠！”江老师说到这时突然像泄了气的羊皮囊，“你最多也就小学三年级！”我心里很想说：你以为我来这儿补习不是奇耻大辱？可我发现江老师抱杯的手在哆嗦，脸色苍白。我想要是一指头摁上半天，也不见得能摁出红色来。“我说得对吧？”江老师追问道。我赶紧地点头。江老师诧异：“你真的只有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你的简历表我看了，你都十八岁了，你和废物有什么区别？”江老师沉重地说不下去了，他走到床前的小柜前，弯下腰，右手探到柜中，摸着什么。再等他又坐回到床尾，马上从桌子上找了张废弃的演算纸，给我出了两道题，“你做吧。”他的声音非常冷。一道是分数乘除，一道是小数点乘除，等我做完交给他看时，发现他嘴里鼓了一个包，那包有条不紊地左停一下，右等一会儿，他的嘴巴发出咝咝——咝咝轻微的咽口水的声音，我闻到了一股久违了的椰子糖的味道。我还看到他右手精细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张滚过蜡的糖纸，糖纸本白色，印有两株玫瑰色的椰子树。
我做完的题他没看，嚓嚓嚓地又给我出了两道题，他的身子凑过来给题时，那股椰子糖的味道很清馨，很芳香，他贪婪地咽着口水，那颗皮包骨的喉结上蹿下跳，紧张活泼。
插队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一块糖。童年时，母亲从画着洋葱头娃娃的铁皮糖盒里每天下午给我四块太妃奶糖的记忆又成了“还乡团”，江老师手中的那张糖纸有太多的子丑寅卯，又让我想起庄院长的夫人——庄伯母在花坛前教我手工的情景……
我盯着那张糖纸，转身又看了看烧得正红的炉子，生怕江老师把那张糖纸烧了——其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