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助于满足这一欲望，因为使用它订〕就可以增多音节，而中产阶级经常会混淆数量，份量和价值。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把音节想象成具有重量、密度。具体比重以及其他一些纯粹物质特性的物理实体，从中汲取乐趣。当代的中产阶级似乎正忙于实践斯威夫特的这种观念，但却将他的反讽剔除得一干二净。因此，他们不会说noime(当此之时)。他们也不说later(后来)，而是说subsequenily（继之而来），这就像他们打扮得光鲜整齐去购物的把戏一样。休·罗逊在他那本宝贵的《委婉语和其他含糊用语辞典》（1981）中，确立了最重要的原则：
委婉语越长越好。原则是……委婉语应该比它们取代的词要长。它们应该字母更多，音节更多，通常用一个词的地方则要用上两个或更多的词。这部分是因为盎格鲁一萨克逊的忌讳语和脏话一般都很短；还因为，多个词语有助于绕开一个观点，而不是直截了当地但白观点。罗逊随即整理出一套恰如其分的、伪社会科学性质的“模糊或虚饰指数”，目的是使委婉语和代词之间的关系量化。指数值越高，音节的数目就越多，婉语修饰的成功率也就越高。罗逊的算术细节当然与我们无关。我们只需注意，在“福普指数”(FOp Index)当中，把prostitute(卖淫者)一词与w （娼妓）一词等同的指数是1.4。在罗逊的“福普指数”中，数值最高的说法来自一位前内阁成员对他的“厨娘”的称呼：“秘书个人助理一特别
活动”。“福普”婉语系列中这一指数高达17.8，估计接近永久不败记录。
典型的中产阶级成员唯恐被人判定为社会地位无足轻重，因此像明智的哲人或者“管理者”一样雄心勃勃地为赢得名声而运筹帷幄。因此，要他抵抗频繁使用多音节词的诱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委婉得莫名其妙。的确，有时候很难明白，究竟是婉语修饰的冲动使他发出多音节，还是出于对委婉语能赋予文字重量和光彩这一效果的向往而采用此种修辞手法。这样的问题常有发生：有人会说他从事的工作是废铁行业，甚至是循环或者回收利用工业，但不会说他是一名垃圾工人。他甚或会说他做“垃圾生意”。描绘职业的委婉语似乎尤其需要多重音节。在许多大学里，从前被称为bursar(掌管财务者)的人如今都叫做disburement offcer(财政支出官员)，这就像undertaker （殡仪员，有人可能认为这个词已经足够委婉了）如今被称作fyneral director（丧事指导）一样，都多出了两个音节。更进一步，如果“丧事指导”可以变成“‘悲痛治疗师（grief t），于是“职业等级”和准医学虚饰就能弥补音节上的损失。“卖”（selling)被抬高为“零售”（retailing)或“市场销售”（marketing)，或者更高级的“货物流转”（merc，Mercoty Assistance)，获得了音节增加一倍的光彩。一些考察职业等级的社会学家们发现，“药师”(druggist)在十五种职业当中排行第六。但只要增加一个音节，也就是把这一称呼改作“药剂师”(p)，这一职业迅速上升到第四名的位置。
中产阶级在淡化无情事实或美化现实的同时，制造委婉修饰中需要的多重音节。这完全是为了避开任何“令人沮丧”的因素，但同时亦可关注词语的光彩。因此，“监狱”(prison)变成了“管教机构”(correctional faci-lity），“罢工”（strike）变成了“工作停滞”（oppage)或“工业行动”(industrial action)，“痛苦”(pain)成为“不舒适”(discomfort)，“谋杀”(murder)成为“害命”（ality）。另外，只有三个音节的“贫民区拆迁”（slum clearance）成了有五个音节的“市区改造更新”(urban reneom bomb）。这样做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语气缓和了许多，两个多出的音节也是重要因素。由于骨子里并不宽宏大量，例如罗纳德·里根，中产阶级一直憎恶支付小费，他们觉得这实在无异于敲诈。但当你把“小费”（tip)叫作“奖赏金”(gratuity)时，这个字就会大大减弱其刺耳程度。
能够用多重音节提高中产阶级地位（按他们的观点）的场合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可以列出数例。据认为，以下左边列的词要比右边的更响亮高雅：
鸡尾酒
饮料
群体
人们
职位
工作
即便（albeit）尽管
车行道
马路
采购
买
燃烧
火
台球单间
弹子房
洗涤
洗
优裕
富（或“有钱的”[loa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