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发现，纽约地铁车厢里的涂鸦作者会在任何地方涂鸦，但几乎不碰广告牌。“似乎这些创作者尊重社会的这一方面：广告”。
菲利浦·罗斯所着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索菲亚·波特诺，一直在中产阶级和上层贫民之间徘徊。若说她那措辞强烈的自我夸耀是中产阶级式的，她对广告商标的尊敬和对物价的敏感则很有上层贫民的味道。她在谈到黑人女佣时对儿子说：“只有我一个人对她那么好。只有我一个人给了她整整一罐金枪鱼作午饭。我说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阿历克斯，我说的可是优质的，被称为‘海中鸡肉’的那种……四毛九两罐。”以“蓝领妇女”为主要目标的《真实故事》杂志，向它的广告商们信誓旦旦地承诺，这本杂志的读者“对商标最最忠贞不贰”，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一位上层贫民，你所做的一切正是这个商业社会要求你必须做的。
在西南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欣然表示接受，以避“精英主义”之嫌），上层贫民阶层家庭最流行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去洗车行洗车，并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顾一下当地的连锁食品超市，或者也可以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写的是：“太空邦尼虫”。
中层贫民
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的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戚。
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的举止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受冒犯了。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级大多数》（1974）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斯·列维森，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大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
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范伯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像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强制，而不是让自已被人强制，这就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实施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只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能领回多少报酬，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大学教授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要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有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
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或者即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而遭到老板的斥责，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说，“我们中间好多人……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来说简直太没劲了。”圣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我们可不能是一个可怜的、没救的巨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第一。”“您是第一吗？”史塔兹·特克尔问他。沉默片刻，“我是零蛋。”他回答。
贫民倾向于用简化的方式表达对等级的失望。当我们观察贫民时，最好注意英国批评家理查德·霍嘉特的结论：“绝对不存在简单的人。‘平常’人也很复杂。”罗伯特·布莱一定会表示赞同，因为他的诗歌已经表明了这点。这首诗的名字叫《跟我来》：
跟我来，进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这绝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独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兰车胎。
躺在灰烬和尘土里，像醉倒的人
赤身
摇晃着跌下山，在夜晚，终于
湮没了，在池塘，
那些弃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内胎，破裂，
黑色，干瘪的躯体，被使用过，爆开
并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车库长椅周围，蜷缩的薄钢片，
有时候还温暖，坚硬，当我们握住
它们，但也放弃了，只把万事归咎政府
那些南达科他的公路，迂回着
四处探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