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一般不再会发生大的改变，即使经由有意识的熏陶禾训练（我不得不想起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礼仪学校，刚从礼仪学校毕业的人又开始随地吐痰了），似乎也收效甚微只能使人再次想到“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说法是不是贵族倒不那么要紧，但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格调则绝非易事。由此推论，用生活品味考察人所属的社会等级甚至是一个更为衡常、更为有效的标准。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暴富，但却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生活格调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经常看到腰缠万贯的富豪，其举止和品味还保持着昨日“贫民劳动者”的本色。
当然，作者并非意在贬低某些阶层，抬高另一些阶层，作者实际上嘲讽的是人们在等级问题上暴露出的虚荣、自大、粗俗和缺少品味。这些特征并非偶然的选择结果，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比如，美国人数最多的阶层——中产阶级，按照作者的分析是最为虚荣和势利的阶层，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像螺丝钉一样可以被随意替换，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虑。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要在他人眼里看起来生活过的既得体又安全。因此他们的爱虚荣和喜欢炫耀在衣食住行和话语上必然体现出来。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更低的社会阶层奋斗上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阶级才会有的高级生活品味，因而在生活里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个性的、标准的，可以明确指示身份的物品。作者显然非常反感这种拘谨的循规蹈矩，毫无节制的炫耀，以及缺乏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冷嘲热讽的情绪。
尽管作者的主旨是用人的外在生活特征来分析判断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我们还是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努力的另一个向度，即为社会等级划分提供新的观察依据。在今天的社会里，社会等级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准来确立，而不是简单的以有产和无产、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等标准来划分。人们可以经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来改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仅仅有钱并不能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提高文化品味与生活格调。没有品味的人永远不能改变自己最初所属的社会阶层。
本书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于，每个读者都会在阅读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熟悉的人们的生活，然后根据作者提出的言行举止特征来检验自己和别人的社会等级，或者感到满意，或者（更多的时候）感到害臊和汗颜，甚至感到一丝莫名的愤怒，因为你发现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东西竟然都缺少品味，自己原来是个没有多少格调的人。而且你发现周园的很多人都不像你以往认为的那样是些很有档次的人；相反，他们不少人居然只能算是个中产阶级甚或是贫民阶层里的一员。这无疑是令人难堪的事情。
我以为，这本书的独到和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品味和格调在社会阶层划分里的重要性，因为品味和生活格调是可以培养和学习的，它恰恰不像金钱和财产那样，获得的过程常常是一个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堕落的过程。通过自身的教养。品味的提高，一个人不需拥有很多金钱，就可以达到较高的社会地位。
作者为了给自己所属的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定位，提出了调阶层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味、有创造力、有思想、有影响力、生活得体但并不富有的阶层。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了美国新一代人的文化标识，比如80年代的“雅皮”阶层和90年代的“文化另类”(alternatives)阶层，从而进一步的解构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社会分层标准开辟了新的向度。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等级分层的新十字路口。几十年的平等社会的神话已经打破，人们的社会等级观念正在急速地更新。推动这一变革的最有力的因素就是金钱。占有金钱的多少正在把人们的社会地位重新划分。金钱取代了平等和社会公正，开始编织自己的神话和传奇，编织人们的生活梦想，同时毫不犹豫地粉碎着一大批人的致富期望。金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隐喻，一个可欲不可求的价值符号，一个双重的象征：即象征着全部有关幸福的梦想，又象征着所有追逐金钱者的噩运。于是人们困惑地问道：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理想吗？
这样想或多或少有些过于悲观。事实上，在中国，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观念已经或正在开始形成。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无止境地追求金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也未必可以顺利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追逐金钱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创造性，而珍贵的不能重复的生命却在悄悄地流逝。不管现实中存在多少令人沮丧或使人激动不已的事实，有人发财致富，有人陷于贫困，但处在这两极之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正在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穷人，尽管他们也远远没达到富人的收入。正是这一部分人发出了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阶层？如果不喜欢追逐金钱，我们的希望在那儿？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这个社会在金钱统治的道路上还会走多远？
本书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提出了社会分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