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也就踊跃。然而，形式也不免随便些。徐氏少奶和小良也出现在这“庄严”的场合，作为旁听，而且徐氏少奶怀里还抱着个小英。
关帝庙内的会议照例是一阵松懈一阵紧张的。现在他们也进入了讨论的阶段了。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物质慰劳”，用一位参加者的直捷了当的说法，就是要大家挖腰包；因而数目的多少颇费斟酌。所有出席的两打人物争着诉苦叹穷，把会场空气弄得十分凄惨。号称足智多谋的谢林甫既得想法为自己减轻负担，又得筹划如何顾全“同人”的利益，把最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负担都转嫁到不够资格来关帝庙与闻这件大事的本镇居民；他不大开口，可是他的脑筋却没有一秒钟停止了转动。他也流了汗了。
赵府大厅上这时却也发生了数目字的问题，然而这里的情绪还是轻松而快乐。他们在讨论“慰劳会”该有多少游艺节目。原则上当然愈多愈好，谁也没有异议。赵克久是个大刀阔斧的脾气，主张至少是十个节目；克芬爱热闹，拥护了她哥哥的主张。办事比较实际的谢吉生却反对道：
“你也算算，有没有人担任呀？你们兄妹俩担任多少？”
关于“游艺”，赵克久确是什么也不会，除了足球；然而“慰劳会”中即使可以有足球表演，一个赵克久也太不够。不过他是不肯认输的，而且他也有他的“估计”。他说：
“两位女同志，每人来两个；剩下的六个，国民小学的教员和学生可以包办了去。”
“不行，不行，”小陆马上声明，“我和小陶合起来只能担任一个罢哩！”
“国民小学的实力，”谢吉生又不慌不忙说，“我比你知道得清楚些。五个女教员，三个是城里人，早已回家去了。剩下的两位，凑半个节目也是勉强的。那半个节目呢？当然是男教员们的责任。除了出名的驼公不算，男教员也实得两位。”
“可是也还有学生。”赵克久依然坚持他的主张。
“可是所谓节目者，总不好意思太敷衍。如果一个小学生上台唱一支歌也算一个节目，那不用说十个，一百个也容易！”
现在赵克久只好不作声了。使他失败的倒不是谢吉生的咄咄逼人的词锋，而是他自己实在一点也不明了国民小学的内情。高坐在主席地位的钱科长正想行使“最后决定的特权”，忽然那旁观的徐氏少奶忍不住开口了：
“芬妹可以来两个啊。一个是唱，又一个是舞。”“怎么，怎么？”克芬发窘地四顾，“我可不会跳什么舞！哦，大嫂，我倒忘记了你！”克芬笑着，一转身就把徐氏少奶硬拉到会议桌的前面，“谁不知道你是天赐庄唱诗班里的头儿尖儿！”
钱科长和两个女同志的眼光都转到徐氏少奶身上。谢吉生也望着她点头微笑。谢吉生也是在苏州的教会学校念过书的，他知道克芬那句话不是开玩笑。“可以答应罢？”他看着徐氏少奶轻声说。
徐氏少奶虽然猛不防被克芬捉住了，却并不慌张。她笑了答，落落大方地回答道：“五六年不唱了，怎么行呢？忘记得精打光了！”
钱科长觉得应当宣告讨论终止，把这“技术问题”赶快结束；他胸有成竹地决定了游艺项目是八个，大家都应当“尽其一切”，想法来凑足这个数目。
关帝庙内的一群，现在也从苦闷转而为快乐，大家有说有笑。他们不但一致决定了颇为得体的一个数目，并且也把筹集的方法弄得相当冠冕堂皇。赵朴斋的绸长衫背上湿透了一大块。谢林甫把一方手帕吸足了汗水，依然满头满脸布满了珍珠，其余各位，大家也都流了汗了。然而这汗全不是白流的，各位的钱袋因此保持了原状——至少是近乎原状。
这时候，国民小学内也不寂寞。刚从上海公毕回来的周副官正和刘梁两位连长谈论他晋见团长的结果。离他们谈话的房间不过十多步，在那本来是校役室的小房内，上了“油煎猢狲”一个大当的那个乡下佬，正在苦苦地哀求孙排长。
周副官眉飞色舞谈着上海的吃喝和玩耍。这位生长在西南山乡的家伙，倒也不是十足的土老儿，他在汉口住过，这一次又到了南京、无锡、苏州，然而他的眼力毕竟不错，他断定了上海是中国第一。
“光是那一点气魄，就叫你心里舒服，”周副官忽然庄严起来了，“慰劳品堆积如山，那不用说；面包、饼干、罐头、毛巾，什么都有。有一天，也不知是哪家报馆的记者访问师部，师长随便说了一句前线缺少脚踏车，那记者回去在报上把这句话一登，好呀，立刻有许多人抢着把脚踏车送来，堆满了一院子！”
“咳，咳，这就叫做民气！”中等身材方脸的刘连长说，显然他是受了感动了。
“打仗要这样才痛快！”梁连长也慨叹地说，眼睛看着周副官脸上那些沉甸甸下垂的浮肉，心里却想到：副官们当然更喜欢上海这样的地方了，油水大。他一面这样想，一面就开玩笑似的大声叫道：“周副官，你又胖了几公斤了！上海真是名不虚传，好地方！”
“哪里，哪里！”周副官并没听出这话里含着讥诮的意义，却满口谦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