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消它。她说对不起唐菲我不知道你没妈。那笑果然收敛了一些，只残存在唐菲的嘴角上了，似乎她没有能力将它立刻收回，她还不到收放自如的年龄，毕竟她才十五岁。她说没关系你不用说对不起，你可以换个人来说，你可以说我舅舅。我没妈可是我有舅舅，你可以说我舅舅是个坏男人，干脆就说我舅舅是一个流氓。你说呀你就说吧。唐菲说着声音开始哆嗦，她那残存着笑的嘴角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扯动，使人看不出是笑的结束还是哭的开始。也许世上真正的笑和哭本是没有区别的，唐菲的哭就在笑当中诞生了。她仍然保持着她那昂头挺胸的姿势，但大半天以来那颐指气使的神态不见了。她仍然使用了步步紧逼尹小跳直把她逼到墙根儿的办法，她流着泪，压低了声音对贴墙而立的尹小跳说，我知道你恨我舅舅，你肯定恨我舅舅，就像……就像我恨你妈一样。你可以当着我骂他，骂一句也行就一句，他们……他们……唉，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懂什么呀你！唐菲用手背抹抹眼泪，与尹小跳并排贴墙而立。她懒懒地歪着头，半眯着被泪水蜇疼的眼，像那么一种长腿短毛、脸儿瘦瘦的常年在屋脊上晒太阳的黄猫。
尹小跳反而对唐医生骂不出口了。唐菲没妈打动了她，唐菲自己骂了自己的舅舅也安慰了她，从此她不再孤单了她们同病相怜。她觉得在她们共同的感受里，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的，不可言传也不必言传。她对唐菲说咱们说点儿别的行不行，你妈在哪儿呢？唐菲说死了，死在北京，以前我们家住北京。尹小跳说一看就知道，我们家也是从北京搬来的，以前我在灯儿胡同小学上一年级。唐菲说我也是，我妈就是灯儿胡同小学的老师，唐老师。
唐老师，唐津津老师。尹小跳想起了那个臭气冲天的批斗会，牙签儿似的唐老师以及她跪着朝盛屎的茶缸“走”去的场面。她想，唐老师就是为了不让唐菲陪她挨斗才吃的屎吧，就是为了不让唐菲在那么多人面前受辱才吃的尿吧，她还想起了那天回家之后她是如何又漱口又刷牙。
有一个批斗会。唐菲说。
我参加过那个批斗会，尹小跳说。
后来我妈就上吊了。唐菲说。
批斗会那天你也在吗？尹小跳说。
我在。唐菲说。
尹小跳原想问一声那你爸呢，你爸在哪儿？可她没有问，她想起那个仿佛很遥远的批斗会，人们急赤白脸、恶声恶气地质问着唐老师，问的就是她是和谁生的孩子，那人就是唐菲的爸爸。可是人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唐老师没有结过婚。因为她没有结过婚，所以人们才更迫切地想要知道谁是那孩子的父亲。她想起了唐老师胸前的大牌子，大牌子上“我是女流氓”几个大宇。一个没有结婚就生孩子的女人如果是女流氓，那么一个结了婚有了孩子，却又和这孩子爸爸之外的男人在一起的女人就是坏女人吧！坏女人和女流氓，谁的罪过更大呢？尹小跳艰难地、有点绕脖子似的想着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她知道她无法把这一切找人问个明白，她那颗十二岁的脑袋瓜儿只帮她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唐菲比她更不幸。虽然她刚挨了她的耳光，但什么也挡不住她们是可以天生成为朋友的人。
两个人愣了一会儿，还是唐菲打破了沉闷，她擦干泪，挥挥手说跟我走，咱们去买点儿好吃的。
她们来到老马家卤肉店，60年代中期以后，这家卤肉店已改名叫“革新”。唐菲花六分钱在“革新”买了两只酱兔头，递给尹小跳一个。这时电影又回到了尹小跳心中，她觉得她的机会来了，她撇撇嘴对唐菲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
唐菲笑起来，这回是真的笑，她对尹小跳说，去你的法西斯吧！我买酱兔头主要是为了吃那两只兔耳朵，嚼起来嘎吧嘎吧又脆又香又响。你听听你听听。
又脆又香又响。
尹小跳说我没吃过兔子脑袋我不吃。
唐菲说你敢！
尹小跳打量着手中的酱兔头，一口咬下半只耳朵，嚼嚼，真是义脆又香又响啊。很多年之后唐菲生病时特别想啃一只酱兔头，尹小跳跑遍福安也没买到。那是已然过时的食品，它的形状，它那便宜得惊人的价格就像梦一样。三分钱一只的酱兔头，肉的品质小豆冰棍儿的价格，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她们俩大嚼着又脆义香又响的兔耳朵，尹小跳把嘴吃得很脏。她看看唐菲，唐菲的嘴唇却还是那么明艳，十净，叫人觉得她很善待自己的嘴，她真会吃东西。任何东西进入她的嘴时都很被她费心警惕，任何东西从她嘴里出来时却不怎么让她在意比如张口就骂尹小跳的母亲章妩。
认识唐菲以前，尹小跳在学校里经常是孤单的。这里和北京不同，在课堂上朗读课文时，老师要求同学们用标准普通话，但下课之后大家都讲福安话，包括老师。初来乍到的尹小跳曾在课堂上两次被老师点名叫起来朗读课文，她口齿清晰的标准普通话和流畅的朗读受到老师的表扬，也引起班上一大批女生的嫉妒。她想参加她们的游戏：踢房子，跳皮筋儿，丢沙包，抓羊拐……她们什么也不带她玩儿，她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