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姑娘手绣的鞋垫。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感觉。这就是外省了，她感叹着。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性地把这里的一切和首都相比。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兴灾乐祸地这么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巾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
她从来也没结过婚——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儿毛病，好像其他准备结婚的人都结过许多次婚似的。但是，她从来也没结过婚——她仍然这么想。她这样想自己，谈不上褒意，也谈不上贬义，有时候显得自傲，有时候又有几分哀怨。她知道自己不像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她的眼神儿里常有一种突然不知所向的湿润的蒙胧；她的体态呈现出一种没有婚姻、没有生育过的女性的成熟的矫捷、利落而又警醒。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是塞着一些零食：话梅、鳗鱼干、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不过她的同事没有叫她尹社长的，他们直呼其名：尹小跳。很多时候她显得春风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春风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远走美国之后，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明朗。长期以来她总是害怕把自己的恋爱告诉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恋爱告诉尹小帆不可。就好像以此证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经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恋爱中所做的一切。眼下她仍然有点儿鬼祟、又有点儿逞能似的这么想着，她仿佛已经拿起了电话，已经看见越洋电话的那一头，芝加哥的尹小帆听到这消息之后那张略带懊恼的审视的脸。还有她那搀着鼻音的一串串语言。她们，尹小跳和尹小帆，她们曾经共过患难她们同心同德，是什么让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视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种蔑视，连同她的服装，她的发式，她生活中的男人，无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讽刺和抨击，以至于尹小跳卫牛间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产生过不满。那年她回国探亲，在引小跳家里住了几天，她抱怨姐姐家热水器喷头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头之后冲不干净头发——她那一头宝贵的长发。她绷着脸抱怨着，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只能压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远记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没准儿她不应该告诉她。
出租车把尹小跳送到亿客隆超市，她采购了足够一星期吃的东西，然后乘车回家。
家里停了暖气，房间里有些阴凉，但这阴凉显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满空间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带着几丝幽幽的落寞之气。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晚上，尹小跳喜欢打开所有的灯，从走廊开始，到厨房，到书房，到客厅，到卧室，到卫生间，所有的灯，顶灯，壁灯，台灯，落地灯，镜前灯，床头灯……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这些开关，只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这么熟络而又准确。
尹小跳是这房子的主人，她用开灯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这些灯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灯们自己点亮自己欢迎着尹小跳的回家。于是，灯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灯影里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觉得可靠、踏实。她就这样把每一个房问行走完毕，最后将自己逼进一个小小的角落：
客厅里那张灰蓝色的织贡缎面料的单人沙发，那似乎是她在人睡觉时最喜欢的一个角落。每当她从外边回来，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这张小沙发上坐着愣那么一会儿，喝一杯白开水，缓缓神儿，直到身心安生下来，松弛下来。她从来不坐那张三人沙发，即使当陈在把她抱在怀里，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时，她也表示了坚决的不配合。情急之中她干脆对他说：“咱们上床吧！”
这是一句让陈在难忘的话，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从未上过床，尽管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他们深明彼此。后来，有时候当他们有些烧包地打着嘴仗，嚼清是谁先“勾引了”谁时，陈在就会举出尹小跳的这句话：“咱们上床吧！”这话是如此的坦荡，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缺少了它固有的色情成分，使陈在一万遍地想着，此时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这个柔若无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爱，从来就是。也似乎正因为那句话，那个晚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成。
今晚陈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尹小跳吃过晚饭，又坐回到小沙发上看了一部书稿，就洗澡上床。她愿意早点儿钻被窝儿，她愿意钻在被窝儿里等陈在的电话。她尤其喜欢“钻被窝儿”这几个字，有点儿土，穷穷气气的不开眼，可她就是喜欢那“钻”和那“被窝儿”。她一直不能习惯宾馆、饭店和外国人的睡法：把被脚（或毯子脚）连同被单紧紧绷在床垫上，腿脚伸进去，一种四边不靠、没着没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