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
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
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
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
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
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
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
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
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
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
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不过是毛病，三句话不离本行而已。举凡中国之事，政治论说派有之，经济论说派有之，文化论说派有之，唯善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一向以为政治经济是因，社会心理现象是果，此大谬也。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二律背反的关系。现在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心理已不再仅仅是现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决定改革这棵树上，结出什么样的政治之果，和什么样的经济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下，也可以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从类人猿到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蝉蜕一次壳一样容易……”“我给你们沏茶。我给你们沏茶……”
我起身走到厨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于察颜观色的，跟至厨房。
我耳语相问：“老先生怎么回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他不爱听的话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论？”
朋友也耳语道：“你千万别见怪。他一向如此，当导师当惯了。对他抬举的人，才侃侃而谈；在他讨厌的人面前，他会一句话也不说，故意使人尴尬。”
“别沏茶了。趁孩子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