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卑鄙陷害。信发出之后，他反而泰然了。他想矛盾明朗化了也好。姚副经理身败名裂之日，岂不正是他取而代之的时候么？全厂的人拨拉来拨拉去，那个松井健茨不用他还能用谁呢？不愿用也得用啊！他韩德宝也是有一些“铁哥们儿”的。他们一一向他发誓，不管哪一方面来调查，他们都将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和姚副经理们斗到底的。韩德宝不是糊涂蛋。不是北方人贬称为“二杆子”的那种冲动起来就没了理智的人。他懂得千万不能冒犯了松井健茨。所以在他那些信中，一方面将姚副经理说得坏透了，另一方面却将松井健茨说得好极了……
松井健茨却根本不领他的情。当这方面那方面派来调查员对这家小小的合资企业进行调查时，松井健茨暗暗发誓，对韩德宝绝不再予以宽恕了。不管这平素趾高气扬的中国小子是不是“昭和”的什么他妈的有功之臣……
而在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们看来，韩德宝所揭发所检举之详，尽管都是事实但却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逃过几次税，补上就是了，不近情理地罚过中方员工几次奖金，以其它方式予以安抚就是了。吃吃喝喝，中国人自己的吃喝之风还纠正不了呢，插手管人家日本人做第一老板的企业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么！至于姚副经理是不是对韩德宝进行陷害了，这牵扯到法律，他韩德宝可以去起诉么。而韩德宝不敢起诉。因为那十二三个“证人”恼羞成怒，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扬言头可断，血可流，“证词”是任凭官司打到哪儿也不会改变的。何况，松井健茨还要告他一个诽谤罪呐！……
而他那些“铁哥们儿”，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来了之后，却没有一个人肯出头为他作证人了。他们中有人出卖了他。姚副经理易如反掌地，预先就一个一个将他们收买的收买，摆平的摆平了……
松井健茨和姚副经理奉陪着，几顿宴餐之后，各路调查员销声匿迹，再也不来了。厂里还送了他们每人一台榨汁机。他们接受时都很高兴。
姚副经理在宴桌上说：“我这个中方法人，不是好当的呀！合资单位，总不能按咱们中国人那一套管理吧？既要对日方投资者负责，又要对中方利益负责，既要对员工实行严管理高要求，又要做到使他们高高兴兴的自觉自愿的；这就需要双向的水平嘛！我水平低，总得给我个提高的过程吧？……”
各路调查员纷纷点点头，无一不说是的是的……
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这一种悖论关系，又似乎早已就埋伏在二人之间了。而且，它似乎也参与了姚副经理们的合谋，并起着他们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的的确确，姚副经理乃庸常之辈。他被推到中方法人代表的位置上，纯粹是某些操权握柄之人赐给他的人情，为了一次性地犒赏他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和韩德宝当初在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被从一个出料工提拔到办公室充当一个秘书的角色性质是一样的。在“昭和”的初创时期，姚副经理尤其显得是一个庸常之辈。不，何止是一个庸常之辈，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之辈。石根先生当初对他的无能的容忍，实在地是出于无奈。当初几乎没有一项难办的事是靠了他才办成的。当初他更像一个职业食客。唯一常做的事，无非就是以中方法人代表的特殊身份，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只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还算到位。与他相比，韩德宝当初要鞠躬尽瘁得多。只差没死而后已了。姑且不论他为“昭和”坐过多少次冷板凳，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受过多少次冷眼和倨傲无礼的慢待……
然而自从“昭和”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售局面以后，情况渐渐发生逆转。首先是“昭和”在这座城市里要达到的种种商业目的，实现起来容易了，有的时侯，某些人们甚至乐于主动为它疏通关节，开亮绿灯。因为“昭和”每年已经有了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这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又定期地变成为某些中国人的“灰色收入”。一个没有“公关经费”或舍不得固定一笔钱作为“公关经费”的企业，无论它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国有的，也无论它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都是休想“搞活”起来的。石根先生明白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规律以后，脑筋开窍了，在“公关”支出方面也大方多了……
按理说，“公关经费”应由韩德宝这个“公关部主任”支配运用，但姚副经理将这笔钱控制住了。实际上可由韩德宝支配运用的，也不过就是十分之二三而已。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以姚副经理批准，韩德宝使用告终。其实等于还是控制在姚副经理手中。韩德宝曾向石根先生诉过苦，石根先生没明确表过什么态。只以教诲的口吻，说了些希望他以“昭和”利益为重，与副经理搞好团结的话。石根先生自有想法──两个中国人之间相互制约着也好，岂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公关经费”落入他们个人腰包么？倒无须他自己时时对他们双方都瞪大监督的眼睛了。石根先生在中国很快地就掌握了一套怎样利用中国人制约中国人监督中国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