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日本那十天内的行止，包括每天的伙食标准以至住宿开销，乃至买什么礼物赠送给他们，都是石根先生早有详细安排，并提前写信通告了家属们的。
在石根先生方面，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接待。细算下来，他们夹带回中国的两部电脑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就地“处理”，所赚之钱比送给他们每人那套便宜西装连同便宜领带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当两个第一次出国的中国男人在机场很动情地说些感激的话的时候，石根先生家族的送行者们，内心里却是极其瞧不起他们的。在对方眼里，他们并非什么客人。而只不过是──石根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两名雇员罢了，投资企业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对方想来，雇员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雇员永远是雇员。统统的都首先是雇员。对方的热情接待，不过是按照石根先生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罢了。石根先生的要求是──钱要花得越少越好，态度却要越热情越好……
而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想来──一个出过国的中国人，便是很有些“高级”起来的中国人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倘竟一次国门都没出去过，不是活得太掉价了么？是石根先生圆了他们的出国梦，所以他们要对石根先生感恩戴德，以后还要对石根先生忠心不二。尤其韩德宝，自我感觉没比的好。石根先生心中有他。他是陪中方副经理一块儿去日本“度假”的。全厂五十多名中国员工中，只有他一个人首享殊荣，这一点使他认为，在这个小小的合资企业中，他是地位仅次于中方副经理的一个人物……
他就是从日本回到中国不久以后，认识了他的妻子赵敏的。她是“昭和”附近一处小小的邮电所的邮电员。那邮电所只两名邮电员。另一名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除了星期一星期六两天忙碌些，她们平时挺清闲的。韩德宝有次替石根先生到那儿去发信，一见之下就被她那张秀色可餐的脸儿迷住了。他想不到在离他那么近又那么小那么冷清那么不起眼儿的地方，竟存在着那么可爱的一位待嫁的姑娘。而她对于俨然一副“白领阶级”派头的他，似乎也芳心萌动。他寄完了信还搭搭讪讪地跟她说了半天话儿。走时送给她一张那种叫作“撕不烂”的名片。名片上的文字显示他是“昭和”集团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他背着石根先生偷印的。其实石根先生知道他这种行为，也见识过一张他偷印的名片。不过因为他的行为非但不至于损害“昭和”的什么利益，反而能对“昭和”起到某种变相的夸张了的广告效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不知道。后来干脆给他正名，真的封了他一个“公关部主任”的莫须有的头衔。
受封后的韩德宝，更频频地出入于那个小小的邮电所了，有时隔一天去一次，有时一天去两次。平均了，差不多每天一次。他对她发起攻势的战术很特别──他先从别的邮局往她所在的邮电所向她发出了一封求爱信。盘算着她无疑收到了，他再去当面捕捉反馈。她对他一如既往地客气。目光相迎之际，她满脸羞红，模样显得愈发地可爱了。于是他明白自己首战告捷。从他们熟悉起来到她答应嫁给他为止，他一共给她写过四十几封情书。每一封都是他当面交给她，经由她的手印上挂号邮戳，展转两日她才收到的。以至于她请她那位女同事吃喜辖时，对方“友邦惊诧”得不得了，奇怪于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爱情，自己竟毫无觉察……
他们结婚的日子是“昭和”成立三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石根先生亲自宣布为十名中方雇员加薪，其中自然少不了韩德宝。而且他的名字被列在第二位。仅在姚副经理的名字之后。仅比姚副经理少十五元钱……
石根先生是将加薪这件事当成一种仪式来进行的。每名加薪者还从石根先生手中接过红艳艳的“加薪荣誉纪念证书”。
他将它当成新婚礼物，连同一条金项链庄重地送给自己的新娘。
那一天他觉得他幸福极了。她也是。
在以后的两年中，利润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汇往日本石根先生的私人帐户上。老石根满面春风满面朝气，仿佛年轻了十岁。见到中国雇员，也比过去客气多了。
住上了厂里分配给的一套两居室住宅，每月底带回一千二百元工资，韩德宝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了。如果这还不算是，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呢？现如今，全中国有百分之几的“上班族”每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元的工资啊？百分之二三都不到吧？
觉得自己真是中国“白领阶级”之一员了的韩德宝，变得举止斯文了。变得气质“贵族”了。变得谈吐矜持了。变得很像个人物了。不消说在厂里是那样，在路上，在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里，在地摊前或商场，更是那样。总之，时时处处，他脸上开始挂起“白领阶级”之一员的脸相了。有时他甚至认为自己不应该还是一个中国人。起码在许多平凡又平庸的中国人眼里，不应该被视为一个中国人了。他常照着镜子暗自发问──难道我韩德宝长的不像一位日本人么？同是亚洲人种，日本人和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