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评价得来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既定方针”换取的。其实一切人，包括学生们，心里都明镜似的，都断定了他只要再平安无事地工作上几个月，那就注定会高升了。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是太超常的现象了嘛。有人私下里甚至这么议论：“是为了给予他在学生中充分亮相的时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这一点。
却也有人议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了。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会使别人缺少安全感。说对于将是领导的人，无论红脸白脸，总应该给人们一个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时也调到北京了。以上议论是她转告给他的。如果她只听到一次，就不当成回事儿转告给他了。但她无意中听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当成回事儿，那么实际上那种议论会自生自灭的。偏他自己当成回事儿了。不但当成回事儿了，而且当成块心病了。毕竟没有过什么能够自如纵横于仕途的丰富经历和宝贵经验，未谙所谓“群众看法”，在提拔问题上往往是可以视为零的。
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在本校举行的一次大学生辩论赛的总结大会上，他又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话。辩题是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正方的论点是要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和传统。结果自然是正方胜。
他却在总结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评委，他的一票，将会投给反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昨天还只不过是邻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运中第，摇身一变就都是大学生了。从校门到校门，其单纯程度，仍是昨天邻家那个男孩女孩。而“政治这头怪物”，越来越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了。守着宿舍门后的一堆多日无人清除的垃圾，闻着它散发的腐味儿和臭气而卧谈什么“铁肩担道义”，实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无自知之明，政治热忱被廉价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适的话——主张大学生们应首先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谈国家命运不迟……
他批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中国当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几，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适当的……
他调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政治家军事家们，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尽天下兴亡之责，那也要先成为政治家或军事家……
他最后强调，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张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少谈点主义，多务实点儿学业；离政治远些，离人生近些……
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现身说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诚发言。倘非指责他的真诚有什么杂质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他当众从他的头脑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种思想亮相的效果，试图改变某些人认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的印象。
适得其反，又一次祸从口出。
大学生们对他的总结反应强烈。不过是逆反应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国大学里思想这东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国当代之大学生们似乎都认为，中国兴亡，舍我辈其谁?他的总结触疼了当代大学生们的娇嫩自尊心，于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报小字报的种种质疑。名曰质疑，等于“笔伐”。也触怒了方方面面的上级。不，岂止是触怒，简直是使他们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四处作祟，他被认为是直接挑战大学里的马列主义“政治主权”。那时已经重新评定过职称了，大学里出现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们。他们中教政治的强烈抗议道：“那我们集体下岗扫马路去吧!”而上级则指示追查背景。
“还把胡适搬出来了!胡适算什么东西!”那时的左派人士们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轻那会儿曾与胡适有何种关系，何种往来。
他出示了一本胡适的文选向他们请教：胡适的书既然已经在国内解禁出版，公开引用几句胡适的话何罪之有?
结果就更使对方们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说书的内容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进步有反动!解禁了胡适的书，并不意味着连胡适的一切思想言论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当作正面的思想营养灌输给大学生们了……
他们四处投信告他。
他在日记中如此评述自己遭遇到的这一件事——看来在中国，还是将自己的真实思想严密地包裹起来的好。或者，根本没有思想可言更好。因为，我觉得留给个人思想的自由空间只不过是一条夹缝啊。那么，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则，它总归会显得“面目狰狞”。从夹缝中硬挤着生长出来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状的……
他犯起倔来。顶着压力拒不检讨，拒不认错。
在这件事上，他当年的老校长不再“对不起”他了，而是“见义勇为”，像一位老斗士似的护着他。虽然后者此前一生不曾是过什么斗士。
当年的老校长也四处写信，替他争鸣，替他